中国经济周刊：突破甲申 2005中国经济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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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农历甲申年。60年前的1944年，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当年，毛泽东告诫党内要以此文为戒。60年后的2004年“两会”期间，温 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重提此文，意味深长。

　　2004年，是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全面施政的一年，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效应开始释放的一年，是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一年，是改革更加深入实现转折的一年：中央一号文件18年后再重农，以法律铁腕和经济重锤而非单纯行政手段对经济虚热进行宏观调控，央行9年连降后首次加息……新的政策陆续出台，各种体制不断完善，2004年走出了一道优美的弧形“转折”风景线。

　　2005年，随着对WTO要求的最后全面放开，“十一五规划”的制订，北京奥运工作的全面展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体制和制度性瓶颈制约必然提出一个突破性的要求，如何(也必须)确保在快车道上疾驰的中国经济列车成功转轨，已成为新的一年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中国能否继续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风景这边更好”？2005年将如何承接2004年的转折实现突破？

　　大“手”笔的曲线美

　　2003年可谓“打雷年”。这个“春雷”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而创新的施政纲领，这个“春雷”是科学发展观，这个“春雷”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理念，这个“春雷”是强调快速增长必须建立在健康发展基础上的思路。

　　2004年是承2003年之前、启2005年之后的一年。如果说2003年是“打雷年”的话，2004年就是“下雨年”。这一年，可谓“风调雨顺”：18年后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的重新重视三农问题的“第一场春雨”，继而围绕“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贯穿全年的“和风细雨”绵绵不绝；“惊雷”没有镇住投资过热的疯狂，不得已只好“狂风暴雨”，动用法律、经济手段配合行政措施，及时“降温熄火”；针对冷冷清清的股市，高层使出诸如中小企业上市、企业年金与保险资金入市等等浑身解数以“春风化雨”——在这“风雨交加”的一年里，“呼风唤雨”的宏观调控的大手笔，“化作彩练当空舞”。作为博弈双方的政府与市场，作为调控经济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二者玩起了“太极推手”。

　　两“手”都要硬

　　还是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作了部署，从而为全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定下了基调。

　　“两会”以后，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

　　但“说归说做归做”，光有措施，没有行动只能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习复发。紧接着“两会”不久，作为标志性事件，重用“有形之手”铁腕查处“铁本事件”证明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坚定决心：杀鸡儆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遏制屡禁不止的重复建设之风；制止泛滥的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遏止经济过热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此事的处理，高层采取了罕见的行政手段，对地方党委一把手及相关领导的查处，显示出了这一经济事件背后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强调：“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回顾一年多的实践可以看出，正是中央在经济运行出现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时，就果断决策，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主动调控，才使这次宏观调控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见效相对较快。

　　然而，正当“有形之手”发力之时，另一个声音出现了。对于2004年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此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央多次强调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那么，2004年，“无形之手”是如何与“有形之手”作为调控经济的左右手互相配合的呢？

　　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人民银行2003年4月开始连续18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对冲投放的基础货币；2003年6月份出台了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措施。在此基础上，从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间，又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5月初，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从10月29日起，又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 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2003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的市场准入暂行标准，同时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同时，宣布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针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扩大了执行峰谷电价的用户范围，拉大了峰谷价差，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开展了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对乱占滥用土地，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

　　“组合拳”的风韵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中央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调控办法，使“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打了一套相对完美的“组合拳”。为此，中央政府几乎动用所有可资利用的金融工具、财政工具、政策工具，标本兼治，以“中医式”手法调理而非“一刀切”式断除的简单化操作，尤其是基本上都是从体制层面上“切中肯綮”地“大刀阔斧”。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2004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对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又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放开粮食主产区收购市场，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 投资体制改革全面铺开。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使国家投资和私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固定资产投资有了清晰的界限，也使政府投资的方向和范畴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目前，国家发改委正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

　　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减免了农业税。出口退税机制进一步完善。东北老工业基地8个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也正式启动。 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混业经营迈出大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上市指日可待，而银行设立基金的开禁，为银行业的自营开辟了新的路径。农村信用社改革2004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范围。保险资金允许进入股市，一举撬开了股票和保险两个市场的体制瓶颈。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健全，综合监管能力随之不断提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2004年5月，国务院又取消和调整了495项行政审批项目，从而使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一半。此外，还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价格特别是电价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实践证明，通过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地改善了发展环境，有力地助推了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增加值和GDP增幅平稳回落，2004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9.8%、9.6%和9.1%，预计四季度将回落至8.8%，全年GDP增长9.4%，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趋势线附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已经从年初的48.7%，回落到10月底的26.4%，预计全年增长约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出现了明显回落，但民间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2004年1至9月，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长59.4%，私营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由7.9%上升为9.7%，提高了1.8个百分点。

　　新政策、新制度的出台，形成了“太极拳”式“有退有进、进退自如”的宏观调控手法。各项过热的经济指标按照预期逐步回落，形成一道平缓向下的曲线——体现出“组合拳”风韵。

　　对于起着承前启后的2004年的“转折”，到2005年，按照预期自然就应该走入突破性的收获阶段。那么这一切会顺理成章地发生吗？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新的压力？面对这些新的压力，必须的突破能成为必然吗？

　　突破进行时

　　重压下前行

　　目前，整个经济继续向着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发展。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经济运行中旧有的突出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压力仍然巨大：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尚不稳固。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认为，2004年虽然出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但农业基础仍比较薄弱，粮食产需关系仍然偏紧，粮食品种的结构矛盾还比较突出。2004年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因素对2005年的拉动作用可能有所减弱，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还很大，需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的支持力度。

　　——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偏大，投资扩张的动力依然较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本轮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拉动，而牵动投资需求的最终需求集中在住宅与汽车消费方面，这两大类产品需要能源、电力、化工、机械和建材等重工业来支撑，重工业投资的特点是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一般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由此可见，始于2003年的投资高潮，至少要持续到2007年。

　　——物价上涨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李德水说，2004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有90%左右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但还要看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涨幅是逐月攀升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需求较旺，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资源瓶颈制约问题仍较突出；另一方面是受国际原油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祝宝良指出，2005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将很可能成为由原材料、能源涨价以及工资增加等导致的“成本推动型”，对此应予以密切关注。 ——就业压力也将趋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预计2005年GDP增速将放缓0.6至0.7个百分点，依据经验，将会相应减少60万至7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压力的增长要求政府加快发展就业弹性大的行业。

　　不仅如此，更多的压力来自于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是否协调。如果协调，则会有效缓解压力；如果不协调，则有可能加大压力。而“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间，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这种转变不能以政府职能的弱化为代价，也不能以市场秩序紊乱为代价，同时这种转变又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以法制性的手段有效实现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尽量松开无时无处不在的“无形之手”的同时，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使用“有形之手”，已经成为考验我们领导经济能力的重要挑战。

　　事实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就定出调子：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中的制度性原因上。这一表态可以视为，2005年，中国将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上有更多的调整。

　　对此有观察家认为，2005年将成为中国的“改革年”。其历史依据就是，1993年，中国控制宏观经济过热，1994年就成为力度最大的改革年。这一次，历史的时机非常相似。

　　种种迹象显示，在转折中寻求改革的突破，2005年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改革年，更是承接2004年转折的突破年。那么，2005年，中国经济将会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呢？

　　“改革”之旅

　　过去10年，每年在年末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当年工作经验教训，部署来年的工作目标任务，已经成为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那么，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带来哪些信号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2005年起，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做法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货币与财政政策“双稳健”开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随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就是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经济领域给予特别的财政扶持。可以说，重在结构调整而有退有进的“太极术”在财政政策中再度得到体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预计，国家仍将采取以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总量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的方式上，将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减少行政干预，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这一判断为财经官员们最近的一系列公开讲话所证实。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2004年11月23日在“中国诚信建设高层论坛”上表示，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只是在重点、手段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

　　央行行长周小川2004年12月17日表示，2005年仍将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解释说，“稳”是“稳重”，“健”是“健康”。

　　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更早一些时候就提出，2005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推动宏观调控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削减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推进财政改革。

　　根据一些接近决策部门的学者的说法，在确定2005年宏观政策基调的时候，决策部门曾经一度倾向于使用中性这样的字眼。实际上，早在2004年5月27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提出财政政策应从“积极”转为“中性”。

　　经济学家刘国光对媒体指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松有紧、松紧适度的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宋立表示，2005年很可能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不同货币工具相互搭配、财政政策和税制改革搭配的操作。由此可以判断，财政政策变革已经先行一步，2005年与宏观调控对应的各项制度的改革已开始破冰，而这些都涉及政经问题等待突破。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分析指出，汇率、利率、土地，这三个价格牵动的是利益集团的神经，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经问题，这些并不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宏观调控工具能够解决的。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如今已遇到了体制这道坎。呼吁加快改革，推进政府转型进程的声音多起来。

　　石小敏表示，单纯依靠经济调控并不能保持经济增长，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2004年土地纠纷、拆迁冲突、集体上访比较多，社会问题暴露很多，这些问题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了。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又一次改革能量的释放。

　　一位接近高层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央高层在前不久与9位经济学家交流中，曾明确提出2005年将是“改革年”。

　　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新的领导集体主持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把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放在首位。不过，经过2004年一年的磨合与探索、过渡与转折，新一届的领导层成熟了，已经理清了思路。

　　与此同时，很多专家也表示，2005年，各方面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事实上，2004年许多政策的出台，已经为在诸多领域深化体制改革开了头。东北作为税改实验区，已经在2004年下半年启动了增值税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十年磨一剑，有关决定也在2004年出台；而一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国务院政策性文件，也已经数易其稿；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就更多。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表示，2004年已经开始的投融资体制改革，2005年将会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融资措施；集中在资金、土地以及能源的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继续推进农村费税改革等。赵振华说：“推进各项工作的改革将是2005年的重点，而这一切都将突破现有的政策与制度。”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针对宏观调控有几个关键词：有保有压、市场配置资源、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由此可以预期，“以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突破”，“有形之手”牵着“无形之手”，长袖善舞，稳健地走过2005年，将构成中国经济新的“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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