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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西安12月30日电 (记者 毛海峰 武勇)从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为缓解西北地区农村金融的“贫血症”，陆续采取了推行小额贷款、增加支农再贷款、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地方政府财政贴息等新政策，部分缓解了西北农村信贷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是，目前小额贷款和支农再贷款政策日渐“后劲乏力”，农村信用社改革“花钱买机制”的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地方政府财政贴息政策无法推广，西北农村金融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
两根“救命稻草”后劲乏力
记者2004年在西北省区采访发现，目前西北“三农”融资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主要是靠信用社小额信贷和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两项政策来服务“三农”，这两项政策已成为缓解西北农村资金需求压力的“救命稻草”。
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统计，到2004年8月末，西北五省区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达622.12亿元，占西北五省区金融机构全部农业贷款的80.65%，其中小额信贷成为农村信用社贷款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作为补充西北农村信用社农贷资金不足的手段，人民银行近年来一再加大支农再贷款的数额。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北地区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47.5亿元，同比多发放3.5亿元。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委副书记李明告诉记者，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已成为吐鲁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3年全地区支农再贷款额为2.13亿元，占信用社当年农业贷款的52.98%，成为当地农村资金的主要来源。
但是，目前这两项政策日渐“后劲乏力”，作为两项政策中最主要措施的小额信贷只满足了部分农民“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而随着西北一些农村经济的发展，它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民“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要满足更多的资金需求，农村信用社需承担更多的贷款风险，这是许多信用社所不愿意的。新疆昌吉州米泉市长山子镇信用社主任沈学军对记者说，一个村子平均每户农民的信用贷款也就是1700多元，大多数获得小额信贷的农户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农户一再扩大生产规模，信用贷款就要增加，贷款风险也会加大。沈学军估算，农民人均信用贷款在3000元以下，可把贷款风险控制在10%以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如此低的信用贷款额内，长山子镇一些村的小额信贷还款率还不到86%。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陕西关中地区小额信贷政策的执行已面临比较严峻的局面。据陕西省农调队对今年上半年的陕西关中部分信用社信贷情况的调查表明，信用社信用户只占到农户的很少一部分,许多满足贷款条件的信用户也很难贷到款。据调查，陕西省彬县全县6万农户中,信用户仅3万户；礼泉县烽火镇信用户1744户,只占到全乡农户总数的22.7%；礼泉县石潭乡石泉村207户农户中只有10户信用户。同时，礼泉县骏马乡六骏村的47户信用户中,从2002年到2004年8月贷到款的信用户只有8户；烽火镇烽火村64户信用户2004年上半年有贷款需求的45户,实际贷到款的只有15户。
农信社“花钱买机制”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优化西北信用社资本结构、改善经营机制，从而提高支农力度一个好方法，但是由于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今年刚被国家获准开展改革，政策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于去年获准改革的陕西省信用社经过一年的运作，改革的核心“花钱买机制”是否实现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农村信用社改革目前最直接的效果是通过国家“买单”改善了各信用社的资本结构，而对于改革要达到的“花钱买机制”的目的，有一些人表示怀疑。据陕西省农调队调查，现在陕西省信用社的资产相当复杂,合作金融性质以及长期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归属特别令人头痛,各县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很难吸收大的股东,而引进几个小股东并不一定能解决农信社产权问题。改革县之一的彬县此次改革中增资扩股的股份设置有两种,一种是资格股,3年后可退股；另一种是投资股,属永久股份,不能退回。其中1100万资格股属自然人股,由当地农民,个体工商户等认购,单笔认购额最多为5万元，另外300万资格股属职工股,由县、乡联社内部职工认购。值得注意的是有180万投资股也属信用社职工。也就是说此次新成立的县联社的产权主体本应该是自然人,但这批自然人只是一些小股东,很难真正参与县联社的经营管理,而投资股中绝大部分是职工股,这样一来很难避免信用社不从自身利益考虑。可以说此次产权制度的改革很大程度是做表面文章,流于形式,将来董事会的权力仍可能掌握在现有联社手中,而实际决策者也可能仍是目前县联社的管理层。
同时，有人担心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农村信用社原有的独立的支农金融服务体系还会演变为“非官、非民”的困境。改革前,信用社由中央银行管理,改革后将由省级政府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容易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在资金的投向上易于偏向政府指导的项目,产业政策有主观意向,贷款风险很难控制,一旦政策失误,受害的则是农民和信用社。据陕西农调队调查，2004年彬县县政府要求县信用社向这个县某村投放600万元贷款发展养牛产业,现在已发放200万元。据县信用社主任讲,目前养牛业亏多赚少,风险较大,信用社非常为难。
地方政府财政贴息政策无法推广
由于信用社小额信贷和人行支农再贷款政策“后劲乏力”，信用社改革还未完全到位，为了解除农村信用社给农民放贷资金安全性的担忧，增加“三农”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陕西省政府一起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进行试点，用政府财政全额贴息的方式促使农村信用社加大对农民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西北地方政府财力困难，靠地方政府贴息或担保的政策很难在西北地区推广。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俊对记者说，2001年，陕西省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出台了对杨凌农村信贷资金实行财政贴息的政策，由省财政与示范区财政各出50%的资金，对农户小额信贷实行全额贴息，农民只需归还贷款本金，利息由财政支付给农村信用社。3年来，财政共为农户小额信贷贴息1000万元，带来了包括信用社小额信贷、联户担保贷款、农民自身投入、龙头企业投入在内的1.88亿元的资金，使全区62.8%的农民直接受惠。
但推广这项政策地方政府要有一定财力，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仅靠西北五省区的地方财力，是难以保证政府财政贴息政策推开的。据了解，到今年一季度，陕西省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82.5亿元，每年还债额在16亿至20亿元，省级专项资金中来自中央的专款超过了83%。宁夏今年上半年全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8.2亿元，一般预算支出却达41.87亿元，地方财政十分困难。
面对西北农村金融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敖惠诚在内的一些金融专家认为，信贷政策一般注重效率，财政政策则注重公平，完全以利润为核心的金融政策，不大可能解决西北农村信贷资金短缺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财政的作用，而西北地区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因此要真正解决西北农村金融问题，中央财政应起更大的作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我国著名金融专家谢平日前在西安则明确提出，金融支持农村决不是贷款多少的问题，要解决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问题需要一揽子的金融改革，包括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调整、邮政储蓄的运用、社会再投资法的研究、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产品创新、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等多个方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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