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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首次提请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公务员在机关外兼职不得领取报酬。也就是说，“因工作需要”并“经任免机关批准”，兼职还是可以的，但不允许在“企业以及其他营利性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中兼任职务”。由此生出疑问：这些可兼职的地方是些什么组织？它们存在的意义、理由乃至法律依据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在正常运作？
用经济学眼光看，企业、其他营利性组织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创造物质价值毋庸置疑，那么，除此之外的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组织，其存在的意义或理由又是什么呢？当然也在创造价值，区别仅在于其创造的主要是社会价值、宏观价值。这些组织，同样也需要通过资源配置以形成创造价值的能力，同样也构成“劳动关系”。公务员被许可在机关外某个组织中兼职，想必也是在履行某种责任乃至重要的使命，那么，他履行责任以及使命的状况又将怎样衡量并得到回报呢？否则，便违反了责、权、利统一的基本规律，且难以让他们在得不到任何“承认”和回报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兢兢业业地工作。
诚然，如今社会上仍存在“义务劳动”的概念和做法，但那一般是突击性、临时性的无偿贡献，而不可能适用于长期、固定的工作关系。况且，从来就没谁把公务员在机关外兼职等同于“义务劳动”。
一些单位之所以积极邀请公务员来兼职，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借用”其身份、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甚至借此搞摊派、拉赞助。假如说公务员的身份、权力、社会影响力被这类组织当成资源予以“配置”，即使有“不得领取兼职报酬”的规定，该组织依然会变着法儿给予回报，甚至给予优厚的报酬。
笔者完全赞同公务员不得领取兼职报酬的规定，然而要想将此落到实处，首先需要审视的也许是公务员该不该兼职，进一步该审视的，则是这类组织存在的利弊，以及它们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
从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角度看，公务员将越来越繁忙，能干好本职工作尚且不易，根本就不适合兼职尤其是过多兼职。或者说，兼职每每是以本职贡献的削弱为代价，而作为规范公务员行为的规章，“立法”者追究的目标只能有一个：如何使公务员立足本职、恪尽职守、高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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