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本报记者 王尔山

　　广州报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2001年1月11日，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国会为确认他的国防部长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样说。对于即将执掌美国政府的“火神派”，这也是他 们共同的看法。

　　当时他们相信最大的不同是冷战结束了，美国成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却不知道更大的改变还在后面。

　　按照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在《火神派崛起》一书的说法，9·１1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以前“火神派”在政府工作的时候，经常受到一些老规矩的掣肘，而9·１1事件作为一个全新的局面，本来就没有现成规矩可以遵循，这给了他们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从此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政策在过去4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从竞争转向合作的过程。上任之初，布什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赖斯也说布什政府预计可能跟中国发生冲突，只是希望冲突来得早一些，最好是在上任第一年，即2001年，然后尽快解决，从此不必操心。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属于每个新总统都要经历的一个学习过程，因为他们都想将自己跟前任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方便的目标。基本上他们总是先对中国来一点硬的，然后发现这没用，却有反作用，最终承认两国只有合作才能解决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看上去每个新总统都有自己的方式完成这个学习过程，谢淑丽说。

　　9·１1事件大大加速了这个学习过程，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处理项目。与此相适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伦(Michael O＇Hanlon)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指出，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不会放弃单边主义，但具体做法可能有所缓和，毕竟伊拉克是一个特例，美国无论从军事力量和国际环境考虑都没有条件在其他地方照搬他们的伊拉克政策，一意孤行发动战争。另方面，新任国务卿赖斯与布什关系极其密切，他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属于强硬派还是温和派，但要指望她改变现有政策显然不切实际，尤其在布什固执己见的领域不可能提出疑问。按照这个逻辑，在中国政策上，奥汉伦认为她会延续鲍威尔的做法，致力跟中国发展良好双边关系；这不仅是布什的非常清晰的政策，而且按照《火神派崛起》的描述，也是赖斯自己的立场。

　　今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学院教授谢淑丽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史蒂芬·伯曼(Stephen Burman)分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述他们对美国未来4年中国政策走向的看法。

　　台湾问题仍是最大挑战

　　《21世纪》：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具体而言鲍威尔辞职和赖斯继任意味着什么？

　　谢淑丽：这意味着连续性。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的总统班底还是那些人，比如拉姆斯菲尔德、赖斯、哈德利(赖斯原来的助手)，等等，他们都在，就少了一个国务卿鲍威尔而已。关键是这个团队没有引进一张新面孔。因此我预计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保持连续性，从第一任期延续下去。

　　《21世纪》：你认为成功取得连任会对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他会不会继续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做法，越发没有顾忌，还是因为面对反恐战争和伊拉克这样一些需要国际合作的问题而变得有所克制？

　　谢淑丽：关键在于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够我们忙的了，资源调配也越来越紧张，所以我非常怀疑布什会在第二任期挑起任何新的问题。但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预计的，比如恐怖组织可能渗透到哪些国家，是不是已经困在伊拉克，会不会进入北非和南美地区并在那里建立基地，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当然要跟有关国家及其邻国考虑怎样合作采取行动。

　　《21世纪》：能不能说恐怖主义成了公认的共同敌人，把各国联系起来？

　　谢淑丽：确实如此，只不过在美中关系领域还没到两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地步，毕竟两国情况不同，美国处在反恐前线，反恐被列为头等大事，但中国不在前线，巴基斯坦才算前线。当然，我还是认为布什政府为了避免引发新的问题，愿意跟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也是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可以继续支持反恐行动，因为美国跟中国在联合国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未来4年美中关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谢淑丽：当然还是台湾问题。我的预计是布什政府仍将继续克制任何一位台湾领导人走向独立的企图，同时继续劝服北京不要动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很有意思，大家应该都留意到了，比如最近台湾打算来一个“去中国化”的更名，北京就发表态度强硬的批评，布什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以前很少见。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是不是说说而已，虽然总统声明本身也很有说服力，足以表明美国愿意稳定局势，解决问题。

　　《21世纪》：在你看来，赖斯会不会延续鲍威尔的做法，致力跟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谢淑丽：会的，因为这跟个性无关，甚至跟总统的个人偏好也没关系，而是当前美国所处国际局势的一种反映。未来4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仍将是恐怖主义，以及稳定伊拉克问题，大概还会涉及其他一些国家，如果恐怖主义渗透到那里的话。面对这些挑战，我不认为布什政府会有给美中关系降温的动机，跟中国合作将被看作一种有效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引发更多问题，还能共同处理现有问题。因此，焦点不是把中国看作长期的威胁，而是放在如何应付像恐怖主义这样更紧迫的威胁。这种状况在第二任期仍将继续，相应地，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也会持续。

　　中国崛起不可避免

　　《21世纪》：一般而言，美国怎样看待中国崛起？

　　谢淑丽：我觉得大家渐渐地不再把中国当作一种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我前面也提到，大家更关注一些更紧迫的威胁，即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他们更多地会把中国看作一种经济上的威胁，是一个经济上的对手，这是有道理的，大概就跟他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担心日本崛起差不多。这种顾虑可能会在政治上引起摩擦，但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同时，大家渐渐意识到两国经济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性。

　　伯曼：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变化。执政之初，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很有进攻性的，认为有必要压制中国的势力，而之前的克林顿更愿意致力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政治框架。我的看法是，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让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国家担心。

　　最好的对策就是在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事务等方面接纳中国，让中国也参与，同时制订不那么容易引起冲突的政策——当然这也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台湾问题，谁也无法预测局势会不会突然恶化。不过，我的观点是目前而言美国的政策其实还是承认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希望将这个趋势引向建设性的积极的方向，而不是跟中国发生冲突，压制中国崛起。但在这个框架里他们仍将继续玩他们的双重政治博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正在跟许多国家进行原料交易，包括石油和其他基本原料，而中国的触角也进入中东、南美，还有前苏联地区，而我认为美国对这种不在自己势力范围的联系已经警觉起来。一个原因当然是原料价格由于中国需求增加而上涨，这会在不同方面对美元以及美国经济产生威胁，但我不太清楚美国会不会做出有效的回应，我只是觉得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仍将延续接受对方并与之适应的政策，而不是对抗。

　　《21世纪》：一些英国学者主张将中国当作新的共同敌人，从而将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联盟再度巩固，你觉得美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考虑？

　　伯曼：我觉得他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他们确实这样想过，最起码，第一任期的布什政府就有人把中国看作取代苏联的新冷战敌人，可以巩固西方国家的联盟，把欧洲拉回美国这边，所以他们要妖魔化中国，把中国当作苏联那样的威胁。虽然这种想法还没消失，但我不相信它还是那么强烈，我也不认为欧洲愿意跟在美国后面，把中国看作一种威胁。相反，欧洲认为自己正跟美国竞争，都想对中国形成更大影响。所以你会看到一种策略博弈，欧洲、几年以后一定程度上的俄罗斯以及中国都在试图接受对方并互相适应。美国如果以为只要妖魔化中国就能把西方整个拉到自己这边，那是不会成功的，欧洲不会跟随美国，这跟冷战时期对抗苏联不同。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尽管他们可能还会做那样一些尝试，但我不相信他们仍然认为那是必然选择。现在的国际政治局势如此复杂，是冷战时期的二元架构所无法比拟的，我真的不相信我们还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我不认为欧洲和俄罗斯还会跟在美国后面，玩美中对抗的博弈。

　　《21世纪》：今年12月欧洲再次讨论是否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能不能看作这些变化的一部分，当时美国警告欧洲不要单方面解除禁令。

　　伯曼：是的，军售问题到了美国那里总是变得很棘手，因为他们在这个产业占有统治地位，他们想保持这种地位，他们列出政策，具体规定对谁可以出售武器，对谁就不可以。但我觉得他们就是基于政治理由而采取一些短期禁令而已，是一种战术武器，不可能作为战略武器，变成一个重要的长期政策。毕竟他们有那么大一个军工产业，军售是一门很大的生意，他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加上还有间接方式进行的军售，哪怕你不打算卖给这个国家，人家仍然有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你生产的武器，因此我不认为军售禁令就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武器。虽然大家觉得这是黑白分明的决策，很重视，但它也是可以变的，今天出于某种原因禁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出于其他原因而恢复了。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