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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乔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四年之际，新修订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于2005年伊始实施。而围绕25年来实际流入中国内地的5600多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s，简称FDI)，有关吸引巨量FDI的利弊争论亦正趋激烈。
在多年持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吸引外资无疑是内地各级经济官员的一大要务。吸引外资的多少和快慢，甚至成为影响官员仕途的一大主因。
内地加速上升的FDI增量态势表明，这是一个令全球着迷的巨大投资流入地：截至2004年11月底，中国内地FDI合同金额累计超过100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已实际到位，中国由此跃升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新兴经济体。官方、多数经济学家及胡祖六等国际投行人士一致强调认为，“FDI是解释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分析过去25年中国内地投资情况，这应当是对FDI比较公允的评判。按标准统计口径，颇具中国特色的“利用外资”，是指吸引包括港澳台在内、所有中国内地以外的资金。这其中除了FDI，还有对外借款和外商其他投资两大类。FDI在内地也未按英文直译为“外国直接投资”，而是称“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统计也显示，投向中国内地的FDI，一半多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不到10％源自美国。
笼统地看“利用外资”，中国内地25年来都可算非常成功，不过大量吸引FDI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繁荣景象。比如1979~1983年内地共实际利用外资逾144亿美元，但其中仅18.02亿美元是FDI，同期包括日本等国政府、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外国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及对外发债券等各种对外借款，则高达117.55亿美元。即使在内地利用外资破百亿美元大关的1990年，对外借款额仍是同期FDI的两倍。
FDI的主角是跨国公司，方式则是建“三资企业”，而按产业组织理论权威海默博士的解释，跨国公司决定进行FDI，必以自身技术优势和规模生产而致的成本优势为基础。也就是说，当中国内地投资环境和以“中国制造”为先导的投入产出达到跨国公司预期时，大规模FDI自会持续涌来。伴随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稳定增长，FDI跃升为内地“利用外资”的绝对主力，从1996年起，以逾400亿美元的FDI年度增量令全球瞩目。
而与上述耀眼数据相伴生，有关FDI的“双刃剑效应”、特别是中国经济会否“拉美化”的争议从此亦不绝于耳。官方和多数经济学家看到，FDI给内地注入急需资金、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促成相应的技术转移和企业管理升级。25年的实践更表明，家电、手机、计算机和汽车等对FDI较为开放的领域，其市场竞争充分程度、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和企业竞争实力均有更好表现。但这并未减弱对中国内地是否吸收过多FDI的激烈批驳，甚至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新兴经济体会否过分依赖跨国公司的FDI、并受制于其技术、品牌和市场垄断，也深表担忧。
好在争辩双方有所共识：中国内地将吸引越来越多FDI，但仅基于投资总额的增长显然不能化解所有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深入分析后指出，未来5年全球五分之一的FDI仍会流入美国，因为美国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技术优势和较高生产率，欧洲和日本尚难超越，遑论中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担心“欠发达国家经常通过法律来抑制FDI”，而这类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最易干扰正常投资扩张。实证性对比研究也在印证，中国和韩国吸收FDI的相对业绩并不出色，远低于新加坡、巴西甚至玻利维亚。
FDI量变争议由此似乎变得清晰：当流入内地的FDI数额增长势不可挡，则必须引导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实力升级，尽可能让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正向质变效应。引人注目的变化是，2004年中国内地新增的FDI中，投向中外合资和合作项目的数额锐减，而投向外商独资企业、特别是独资高技术项目者则猛增，其含意显然值得深究。
整个中国内地正切身感受着巨量FDI经年流入所产生的立体影响。面对美元贬值、欧元强势、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国际资本市场微妙的格局变化，那些不惜长期代价且不顾机会公平的种种“优惠政策”，换来的肯定不仅仅是FDI的单向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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