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能否换称客工 农民工生存七镜头亟待关注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记者前两天偶然看到一位来宁民工兄弟的每月收支账。在那本几乎看不清封面是什么的练习本上这样写道：总收入770元，房租50元，饭钱140元，油、盐、纸钱30元，烟钱20元，儿子的生活费200元，给老婆买件衣服20元，寄回家150元，给母亲看病寄去160元。这位民工兄弟说，这是满打满算的账，如果老板再克扣一点，那只有省自己的饭钱了。

　　当您张灯结彩享受新年的气氛时，当您添衣置家忙碌得连眼神都含笑时，可曾想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开家人，从故土摸索着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刚刚破晓的菜市场、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站……他们无声的劳作着，忍受着身心的寂寞，只期望这里有稍好一点的“收成”。经过连日调查，记者希望通过一些事件来展示民工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通过与部分专家的对话，希望引起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更多的关注。

　　镜头一：民工入住高档小区被抵制

　　11月18日，在苏州天熹大厦做钢筋工的14位民工，搬进大厦开发商在工地附近的银桥小区为他们租的民房时，被同一单元的业主们挡在门外。

　　银桥小区地处苏州中心区域，小区内还造了几幢别墅。据民工们介绍，11月18日，他们拉着铁架床到小区楼下时，同一单元的其他几位业主却联合抵制他们搬进来，他们只得再把床拉回工地。第二天，经过房东与中介协调，民工们才得以把床搬进了新家。为了不影响业主，大家都是在工地上吃饭、洗澡，每天回到家就睡觉，连打牌之类的消遣都没有。

　　“我们这么做不是针对民工，而是要跟房东讨说法。”居民沈女士解释说，“这些民工住进来以后，当晚防盗门就坏了，楼道灯的按钮也弄得乱七八糟，连下水道都堵了。”

　　业主们认为，房东出租房子应该有所选择，民工流动性很强，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么多民工住在身边。“应该在郊区租一些独立院落的房子，把民工安排在一起，而不是和我们同住到居民区里。”

　　包工头李合全告诉记者，其实邻居反对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人数多、卫生不好、不安全。至于居民提出的防盗门坏掉、下水道堵塞等说法，李合全觉得很可笑：“门早就不灵了。房间里直到21日才来水，之前根本就没水用。”

　　民工周尊利毫不掩饰心中的气愤：“以前住工棚，天一冷风飕飕地往被窝里钻。这里条件好多了，可是心情却不好。不过我们只住两个月，等到年前工程结束就搬走。”

　　思考：观念改变始自城市管理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者应尔玉教授说，农民为了生计，从农村来到城市，出的是苦力，干的是脏活累活，收入不多，但对城市建设、对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贡献很大，可城里人对民工的歧视却有增无减。有消息说，某市为维护社会治安，有关部门和公安机关在农民工集中的几家建筑工地清查盲流。这种歧视赤裸裸透露出“媚富贬穷”的价值取向，它对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农民工暂时离开农村且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他们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旅途上，这种“夹心状态”严重影响着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心态。他们对其农村家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和其他帮助，同时又因不回家、情感弱化、观念冲突、子女照顾不足、家庭解体等，使家庭成员哀怒不已。他们似乎正在离开农村而步向城市。然而，作为城市的新移民，他们处于城市的最底层，无法满足如城里人般的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农民工是城市社区的平等元素，城市有责任保障其各项权利。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国已有9820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融入城市已成大势。

　　应尔玉说，尊重民工的劳动，其实也是尊重我们自己，爱护他们，就等于爱护我们的城市！人人都向往得到尊重，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社会对民工的尊重，不能仅仅体现在语言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我们的政府和工会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歧视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年年出现的欠薪问题、“黑心”老板、“黑职介”屡禁不止，成为城市带给民工的“硬伤”。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一如既往的努力，还需要每一个城市公民树立起真正尊重民工的意识。城市管理者要从思想观念上给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有个明确、稳定的定位。

　　镜头二：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

　　前天是星期天，尽管刮很大的风，天空还飘着雪，但是在鼓楼广场，三三两两的民工聚在一起，不知道在争论些什么；有的则蹲在路边，向路过的漂亮女孩吹口哨。来自江西的民工彭卫告诉记者，自己在附近一家工地干活，今天休息没什么去处，只有呆在这里熬时间。

　　当天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卫岗龙宫路的一处民工宿舍，宿舍里的人都在附近一家化纤厂干活。记者站在门口就听见争论的声音，进去一看，10来个民工正在玩扑克。来自江苏泗阳的老李，来南京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在工地干活。“没事干，出去玩又没钱，只好打打牌了。”记者注意到，这个民工宿舍里只有一台袖珍的黑白电视机，收看的节目在屏幕上糊成一片。

　　当晚8时，天刮着大风，记者来到位于江东南路的一处工地，这里的民工住在临近工地的民房里，低矮脏乱。在几家看上去并不干净的小饮食店，三五成群的年轻民工聚一块猜拳喝酒，桌上有几瓶啤酒和几盘诸如花生米之类花钱不多的小菜。饮食店旁惟一的娱乐设施是一张破旧不堪的台球桌，五毛钱一局，一大群民工围着球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思考：雇佣单位应承担责任

　　南京都市心理咨询中心周正猷教授表示，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的文化生活中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与经济条件制约有关，在短期内很难有很大改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改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的途径，是他们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就只能无所作为。对于农民工来说，目前比较现实的业余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看电视，但即使这一简单的要求，现在也不是多数民工都能够享受到的。周正猷认为，在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雇佣单位应该承担责任，可以将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政府对单位进行法规和制度上的制约。

　　另外，目前在各个行业从业的农民工，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很多农民工也倾向于和老乡联系。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工中发展工会、打工者之家等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保障该群体的各种权益，尤其是他们极度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应提到采取切实措施的日程上来。

　　镜头三：民工深夜遭遇围殴

　　9月7日晚9时30分，从南京市建宁路292号的拆迁房内传出阵阵打闹声，继而，一人手捂着正往外流血的头部，从二楼猛然跳下，狂奔200米至建宁路路面，拦截住迎面驶来的122巡逻车……

　　周天海、周明和周旭兄弟三人是安徽泗县人，9月2日，他们由朋友介绍到南京跟随一位刘姓包工头做拆迁工。7日晚8时许，3人吃过晚饭后，从位于建宁路292号拆迁楼二楼的暂住地外出闲逛。半小时后他们返回住处，但刚到一楼，就和刘老板吵了一架。原来，由于他们出去时匆忙，水龙头忘了关，自来水溢出水池后，从二楼渗漏到一楼，浸湿了老板的铺席。双方就此争吵起来。争执无果后，周旭等3人回到二楼睡觉。但不到半小时，房门“嘭”地一声被踹开，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以刘老板儿子为首的一群大汉，拳脚棍棒夹击打倒在地。周旭头部挨了两棍，从暴打中挣脱出来，从二楼窗户跳至地面。跑出200米左右，正巧遇见巡逻的122警车。警车到达出事地点时，周天海和周明仍被那群大汉围困并遭暴打。

　　在医院里，记者见到了周明，他的鼻根部被棒子打破，头部、腿部以及肩部尚有不少鹌鹑蛋大小肿起的硬块，由于受到很大的惊吓，他的神志有些不清；周天海头部被缝了4针，膝盖部位缝了20余针；周旭虽早早逃脱，但头部仍血流不止。周旭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他们兄弟三人决定待伤好后，就辞工回家，再也不出来打工了。

　　思考：法律执行需避免失灵

　　江苏省社科联单沙研究员说，中国已有1.2亿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农民工以自身廉价的劳动力、自己的辛勤汗水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近年来，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子女入学困难等问题相当突出，农民工以跳楼自残等极端方式追讨拖欠工资的事件此起彼伏。严格地讲，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并不存在明显的法律空白。《劳动法》其实就是调整企业用工关系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最权威的法律。从法律的角度讲，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不是一个立法问题而是执法问题，是法律在执行中是否失灵的问题。

　　民工权益遭受侵害，主要有十种类型：用人单位用工不签劳动合同；不为民工参保缴费；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民工工资；拒不支付延长时间的工作报酬；解除合同后，不按规定给予民工经济补偿；违反规定向民工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扣押民工个人证件；随意延长民工工作时间；违反有关规定，侵害民工中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合法权益。

　　单沙认为，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能力，他们需要一种来自社会的力量，惩戒损害这一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公正。

　　镜头四：讨薪竟被打昏

　　11月17日，两名安徽六安民工因讨要工钱和材料费，结果在南京迈皋桥一工地惨遭暴殴，小工头张某当场被打昏，另外一名民工头部也被打破。而随行的两名老乡也被打得连连求饶。

　　据了解，张某是安徽六安民工，今年2月份，他带着同村的20多名村民来南京打工，2月20日，张代表20名民工与南京迈皋桥地区兴都花园二期工程某项目部，签订了外墙脚手架搭建协议，协议规定：工程主体到三层时，项目部付给张等人款项的30%，工程主体到顶层时再付30%，脚手架拆除时，付完余下部分的一半，至2005年春节前付清余款。然而等到脚手架开始拆除，项目部仅支付了30%左右的款子。

　　11月17日上午，张等人前往迈皋桥派出所接受与项目部关于工钱的调解。据工友们称，直到中午时分，他们仍没有见到项目部的经理陶某。后来张与其他数名工友决定再次前往工地讨要工钱和材料费，去之前，工友们找来了在宁开车的几位老乡，是这几名开车的老乡驾车载着他们进入工地的。工友们一到工地，就发现项目部的工人正在拆除他们搭起的脚手架。据工友称，他们尚未上前阻拦，工地的大门忽然被关上，接着10多名手持钢管的男子将他们包围起来，项目部的一位负责人冲手持铁器的男子喊道：“给我打，打他们带头闹事的！”对于张某被打伤一事，项目部的经理陶某并不否认。陶某称，张等人接下脚手架活后，干到一半时百般刁难，人找不到，活也干得不符合要求，而且六幢楼的脚手架有相当一部分工作量系项目部安排人干的，项目部也提供了一些生产材料。16日晚上，张等人来到项目部讨要款子，他们提出要44万元的款子，而事实上他们只能拿到29万元左右。陶随手在办公室内拿出一根铁棍称，这伙人很嚣张，他们经常来闹事，无奈为了自身安全考虑，他不得不将一根铁棍放在办公室内，以防不测。17日张等人被打时，他正赶往派出所，是工人将张等人打伤的，此事他并不知晓，还是后来听说的。

　　思考：坚持齐抓共管

　　据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显示，今年1至9月，该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受理工资类案件1340件，处理工资拖欠总额达3200万元，分别比去年上升32%和45%，目前已为1.65万名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2851万元，这当中建筑行业拖欠民工工资案件数占案件总量的50%左右。

　　建筑行业是追讨欠薪的难点，不过，今年南京市已经做好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因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或因建筑施工单位拖欠分包劳务工程款导致拖欠民工工资的，主要由建委、建工局负责处理，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积极配合；建筑施工企业克扣或拖欠民工工资的，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追讨，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在拖欠民工工资案件中，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携款潜逃的违法行为。同时在建筑企业全面推行民工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月薪制”。所有建筑企业必须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用工备案；必须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支付时间与标准，且按月向民工支付不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工资。

　　镜头五：一民工一年奸杀四女子

　　张双立，现年36岁，是河北定州某驻北京工程队的木工。检方指控，张在京务工期间，因施工休息时间无所事事，经常到驻地附近的黄色录像放映点观看黄色录像。2002年8月至2003年9月间，张双立先后四次作案，手段基本一样，均是随身携带斧子等凶器，将女子骗至偏僻隐蔽处，将女子杀害然后奸污。2003年10月，张被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刑拘；同年11月被北京市检一分院批准逮捕。

　　承办本案的主诉检察官崇惠来认为，张双立故意杀人案是一起因观看黄色录像引发犯罪意图、最终导致变态杀人的恶性案件。

　　思考：提供娱乐缓解性压抑

　　一位不愿姓名见诸报端的社会学者认为，这起野蛮的性犯罪中，性压抑是原罪。而一起因性压抑所导致的性犯罪个案不足以代表民工的生存整体状态。民工这个群体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生存压力。近年来，有大量的民工们在付出劳动之后却拿不到本属于自己的报酬，有的迫于生存压力甚至失去了生活的信念，所谓的“跳楼秀”也多半针对民工们而言。假如民工们能够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摆脱行路难的窘迫，他们也知道该怎样去解决自己的性压抑，但如果连起码的生存压力都不能得到缓解和释放，性压抑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来解决，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则是从心理上解决。相关部门应多为外地打工的民工提供积极良好的环境，让他们通过看书、看电视或者提供一些良好的娱乐活动来缓解。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健康文化不去占领民工这个群体，无疑给那些形形色色的歪门邪道和不健康的文化以可乘之机。因此，在开展追薪讨薪等保障民工正当权益的行动之际，千万不要忽视民工对健康文化的需求。

　　镜头六：“民工”带有贬义？

　　出生在江苏姜堰的朱红华，从18岁开始就外出打工，曾经南下广州，北上吉林，甚至出国到新加坡等地打工，已有近20年的打工经历。他告诉记者，在这么长的打工生涯中，他曾有过各种名称，从起初的“盲流”，到后来的“农民工”、“打工仔”，一直到现在的“民工”，有时他还在媒体上看到“民工兄弟”的称呼。这种称呼上的一系列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外来打工人员的认识与态度的转变。

　　如今，外来务工人员已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然而细心的朱红华发觉，虽然“民工”这一词在字面上显得很中性，但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带有几许贬义的色彩，特别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在种种待遇等方面不如城里人优越，使得“民工”一词几乎成了“另类群体”、“弱势群体”的同义词。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朱红华建议，中国能否借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做法，将外来务工人员称作“客工”，这样更显得对他们的尊重。

　　思考：能否换称“客工”！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邹农俭教授认为，朱红华提出的这一建议，体现了外来务工人员对自我价值的认识，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希望能尽快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他说，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欧美等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都得到了证明，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融合都存在着一个过程。中国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流动人员便随之出现。江苏是吸引流动人员较多的省份之一。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在身份制度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子女教育待遇等，城市居民在这些方面都享有许多“优势”。正是如此，“民工”这样的中性词不经意中就带上了贬义色彩。他表示，将“民工”的称呼更换为“客工”，无疑会促进人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尊重与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从各方面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如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存在很多障碍，现在南京等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众多“外来工子弟学校”，则大大改善了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

　　镜头七：城市化出了新生代

　　今年23岁的吴亚楠一身休闲打扮，虽不新潮却和普通的城市女孩没有什么区别。来自安徽大别山区的她，现在是南京一家商场的促销员，月薪400元加提成，她说自己住在城里的一个亲戚家，食宿可以不花钱。吴亚楠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在外打工。从1999年到现在，她从广州、深圳辗转到了南京。吴亚楠说自己干过很多工作：做过酒店服务生、帮人卖过服装，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报名参加了一个电脑辅导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成为一名“城里人”。吴亚楠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城市生活。“每年春节回去，家里可冷了，吃饭烧煤，很多地方都不习惯。”尽管作为一名“城里人”的基础“还不牢固”，但吴亚楠表示“以后是不会再回农村了”。她说：“在城市里感觉自己就是一块干海绵，拼命地吸取。”她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开着自己的车，带着爸爸妈妈在南京城里兜风。”

　　思考：人数扩大值得关注

　　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者应尔玉教授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进城务工群体也在逐渐分化。和老一辈的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务工群体年轻、有知识，多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有更多想法，在城市生活中格外活跃。但远离家乡、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就业压力等因素，也让这个充满梦想的群体经常体验到生活的沉重。

　　应尔玉认为，新生代务工群体和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没有种过地，受过比

　　较好的教育，从事的职业也非一般农民工所能比，基本上已经和城市融合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没有取得城市身份，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所以他们的生活和情绪都容易出现波动。目前我国针对新生代务工群体的研究还比较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群体人数还将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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