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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由于改革通常只是被讨论的对象，其带来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只有确定税率下调的时候人们才努力工作；而在金融市场，只有等改革得以批准后，政府降低支出的政策才能产生积极效果。人们对于批准改革的愿望第一个消失了
Alberto Alesina(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Francesco Giavazzi(米兰伯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
改革若是长期停留在讨论阶段而不付诸实施，危害将远远大于其会带来的好处。对于诸如养老金制度、健康体系或者失业补贴方面的改革的期盼，使得人们变得忧虑万分，尤其是那些将深受改革影响的人们。预计到他们迟早得开始为那些他们早已习惯的免费或者享受津贴的服务掏腰包，他们开始降低消费、增加储蓄。
但在欧洲，由于改革通常只是被讨论的对象，其带来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只有确定税率下调的时候人们才努力工作；而在金融市场，只有等改革得以批准后，政府降低支出的政策才能产生积极效果。同时，政治家们热衷于辩论却不做实事，使得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表现恶化，人们对于批准改革的愿望第一个消失了。然而讨论还在继续，消费者信心也随之继续下滑。
最近发生在德国的事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例子，令人担忧。德国慷慨大方的社会体系改革占据了近十年来德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虽然德国政府实施了一些有限的措施，但两个月以前，德国报纸Die Welt作了一个调查后发现，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德国民众的普遍感觉：“采访者中47%由于对养老金和健康改革没有把握，正准备减少消费支出。”
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消费者信心急剧下滑：2000年11月德国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虽然不高却成积极态势，自那以后，却急落至-20，创了欧洲下滑最快纪录。
悲观主义盛行在德国大街上。两年来，个人消费率(根据基价计算)一直呈负增长趋势，2002年为- 1%，2003年为-0.5%。这样的实消费下降幅度在工业国家实属罕见，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年代，消费者典型的做法都是动用储蓄以维持消费水平。
消费低迷和储蓄上涨对各年龄层都有影响，但是比起年轻人来说，相对年龄大的群体更能适应这一趋势。唯一的积极消费标志出现在最年轻家庭中，尤以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为主，显然，他们坚信批准改革是迟早的事，到那时他们的税务负担将得以降低。但是即使到他们三十岁时，每户的储蓄率将与对改革前途的担忧一起上涨。
预料之中，老年人更多幅度地削减了消费。退休后，他们丧失了各种选择：他们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再签私人健康保险——因为他们这个年龄的保险费已过于高昂。因此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储蓄，而最终停止消费。在一个人口迅速老化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对于总体消费来说影响巨大。
有趣的是，法国是欧洲唯一保持消费信心增长的国家(从一年前的-24增至如今的-13)。原因很简单：随着2006年大选逼近，改革已经被拿下了政治议程。
如果一个政府并不打算实施改革计划，那它最好停止有关改革的任何讨论。也许德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消费信心仍呈欲望低迷状态。
2004年欧洲经济上升了微弱的1.8个百分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最近也根据欧元升值和出口下降这两个因素而修改了其对明年经济长势的预测，从2.5降至1.9个百分点，而出口正是目前欧洲唯一的经济动力。通常来说，要加快欧洲经济增长就要拉动刺激内部需求。但若政治家们还一边空谈改革一边却无所作为，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反而会使悲观情绪愈加蔓延。
欧洲现有两条出路：要么忘掉改革，花上四五十年放任其人均收入跌至智利的水平以下，要么彻底改变社会模式促使其经济开始像美国经济一样增长。而欧洲目前无所事事却一味泛泛而谈的消极状态，是最糟糕的一个过程。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翻译：张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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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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