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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挺
在发达国家，规则的酝酿过程相对漫长，正反双方从基本平等的起点出发，经过长期的较量，能够保证规则相对公正而不至于过分偏向某一方。
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将侵犯知识产权定罪的门槛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该《解释》出台的过程值得关注。据报道，此次知识产权修法是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一再要求下进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起草制定《解释》的过程中也前所未有地广泛听取了海外及在华外资机构的意见，如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欧盟委员会、商业软件联盟、中国商业软件联盟、美国电影协会、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信息产业机构等。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直言：“《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是一个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尤其是对有关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意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是以前起草司法解释从未有过的。”
无独有偶，在业界高度关注的直销立法过程中，外资企业也表现得极为活跃。
目前，中国跃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列，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在华商业利益增长促使海外及在华外资机构日益关注中国有关法律制定、修改过程，力图推动中国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规则，知识产权修法和直销立法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案例而已。
就海外及在华外资机构自身而言，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人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过程使我们面临众多的新问题，也确实有必要吸取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实践的经验。但我们制定任何规则的终极目标是符合并增进中国的利益，为此，这种吸取海外经验的过程应当满足以下两条标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所吸取的经验是全面完整的。
根据上述两条标准衡量，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立法、修法过程中存在两对矛盾。第一对矛盾是外资与内资的矛盾。一个市场的增长最终将使这个市场的多数参与者都分享到利益，不同供应商之间存在共同的长期利益，但也存在矛盾，市场规则应当保证不同供应商之间进行公平的竞争。在强烈的逐利动机下，任何企业都有推动确立损人利己规则的内在冲动。
在正进行新领域立法的发展中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机构拥有相对丰富的经验，而内资机构经验积累可能较为薄弱；因此，外资机构更容易掌握话语霸权，更有可能在貌似成熟、合理的建议中掺加损人利己的私货。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要保证规则公正。
第二对矛盾是规则正反双方的矛盾。任何一项规则都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立法者应当综合权衡。以知识产权而言，赞成者誉之为进步的动力，林肯语录“专利制度是浇在智慧之火上的利益之油”成为他们经常引用的对象；反对者则在研究中发现知识产权制度并未促进创新的数量，仅仅是转移了创新的方向，其成本却相当高，指责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抽掉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梯子，甚至已经损害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在发达国家，规则的酝酿过程相对漫长，正反双方从基本平等的起点出发，经过长期的较量，能够保证规则相对公正而不至于过分偏向某一方。发达国家有着极力主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厂商，也有活跃的反知识产权势力；有Windows和商业软件联盟，也有Linux和免费软件运动；双方相互制衡保证规则不至于走火入魔。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要完整全面地吸取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经验，就不能只听取微软和商业软件联盟的意见，还要听取免费软件运动的观点。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新领域往往是从外部移植进来的，同步进入的是经验丰富、经济和政治能量强大的相应规则的倡议者，社会上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成长起对他们的制衡力量，因此规则制定过程中“偏听”的风险较高。因此，立法者应当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偏听”；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建立公正的市场规则，我们还应当促进社会上尽快成长起相应的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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