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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刚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草案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对公众来讲，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踩踏事件、
吉林中百商厦火灾三起特大安全事故导致马富才等人引咎辞职，不仅让人认识了什么叫引咎辞职，也让引咎辞职在人们中间引发了不少争论，赞成者认为有助于形成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政治惯例，反对者更多地是为辞职者喊冤，甚至认为浪费人才。此次人大拟将“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公务员法，可以说为争论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仲裁，也为形成“有权必有责”的官场文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是，引咎辞职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落实才是根本，这是比制度入法更重要的。
为什么要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呢？这既有着政治运作方面的考虑，也有着文化方面的原因。从政治方面看，政府基于公民的授权而存在，就要承担公民需求所产生的任务，完成不好必须承担责任，领导成员毫无疑问是首要责任人。从文化方面看，发生了某种影响公众的重大事件，公众并不会分清是哪个官员的问题，而习惯上将责任归咎于政府，令整个政府的信誉受损。这时，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事实上是一种揽责行为：“背骂名”下台，让政府的信誉损失降到最低。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引咎是一种揽责行为，也就是一种道德自觉，如果官员缺乏这种自觉而甘愿让整个政府受过怎么办？事实上，引咎辞职制度本就是一种舶来品，依靠领导成员的自觉，在我们这个法治建设远未完善的国度，很难靠得住。因此，我们更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种压力机制，以推动官员形成道德自觉。
首先，是加强官员的自律意识。官员必须对权力来源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既然权力来源于公众，就必须对公众负责，失职下台，只是承担责任的形式。其次，必须强化外部的压力机制。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言论机制，也就是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事实上，即使在一些法治国家，也不是出个什么事领导者就能乖乖请辞的，比如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还不是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个是选举机制，也就是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人大代表人民选举官员，就必须代表人民监督官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启动质询等形式。外部压力一旦足够强大，引咎是否是真正出于道德自觉恐怕不是官员自身可以选择的了，何况，这时的引咎，恐怕还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形式，因为法律草案同时规定了：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稿源：红网)(作者：王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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