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遭遇就业尴尬 农村就业形势严峻

　　在“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更加棘手的“农转居(非)”的就业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席斯

　　2004年12月22日，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下过去之后，北京市东北角的一个新建小区边上 ，41岁的赵华敏把他的三轮摩托车从超市后面的小院里开出来，准备招揽乘客。赵是一位“摩的”(摩托车的士)司机，在北京周边，这样的“摩的”很多。

　　赵华敏两年前还是一位农民，随着北京市城区的不断扩大，他在那时候成为“城里人”，但是除了在征用土地时的部分补偿，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尤其是工作。现在除了出租房屋，他剩下的时间就是以“摩的”揽活度日。

　　“如果不被城管抓到的话，每天能收入五六十块钱吧。”赵说，他们一直都在和这个城市的市容管理部门甚至巡警“捉迷藏”，在北京，这些“摩的”被很多人看作是城市里的“不安定因素”和“市场秩序的扰乱者”加以排斥。

　　首都北京的规划目标是到2010年取消农业人口。朝阳和海淀两个区今年就有十几万农民等待转工，2005年“农转居”人员还将增加6万人，加上已有的27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北京市今后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

　　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部长郑斯林日前宣布，三季度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首次出现下降，比去年底数字下降0.1个百分点。今年1-11月共有910万人走上工作岗位，其中460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一直困扰中国的下岗再就业得到初步缓解。但与此同时，“农转非”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岗转工问题凸显，成为我国就业问题的下一难点。

　　从今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均设立了“农转非”办公室，专项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各地财政也积极配合，组织农民接受免费技能培训，举办农村劳动力招聘会。劳动就业部门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就业，而城市却摆出一副“冷漠表情”。

　　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经验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以上，就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基本上进入就业领域。但是，近三年来，中国经济虽然一直保持7%以上的速度增长，可失业率却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失业率上升的势头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地遏止。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建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中国50多年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这种结构借助户籍、身份等因素阻碍城乡居民之间自由迁徙，城乡两地处于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目前约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4000万失地农民，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个队伍将继续扩大，2005年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矛盾也将加剧。今年，各地举办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招工会”的规模一点不亚于大城市“人才招聘会”的爆棚程度。

　　社科院经济所朱玲女士对《财经时报》说，农村城市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近几年也开始着力城乡工业化、产业化、城市化发展，用现代化指标衡量城乡发展程度。不过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频繁发生征地补偿纠纷和农民要工作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给农村以及城市的生产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建进对《财经时报》说，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与下岗再就业最大的区别是，对于农民城市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各种排斥，让农民无法融入甚至进入城市生活当中。

　　社会排斥

　　城市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建设过程，并非单纯户籍制度改革，但很多地方政府常常以“农转非”的人口来衡量城市化的进度，忽视了消化这些“新市民”的就业岗位和相应建设。城市化有时变成了“改户籍”这样的表面工作。

　　对于“农转非”人员来说，城市化让他们交出了生产资料——土地，他们只好用征地补偿款进行再投资。如果补偿不足，加上房产价格过高、店面租金昂贵，农民便无法进行投资，增加收入。目前关于征地补偿的矛盾主要就是因为补偿标准与市场价格水平有很大差距。

　　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确有长足的拉动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城市化发展，会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们现在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过度集中于高端市场，房地产开发应考虑那些进城农民是否能买得起房子，对此政府应加以引导和规划，考虑不同阶层人的不同需求。”刘建进对《财经时报》表示。

　　房产价格走高的同时，那些供外地务工者栖身的棚户区又遭现代化目标的铲除。深圳今年初采取的“梳理行动”以及10月开始的消灭“城中村”，使深圳率先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所谓“城中村”，即是指城市中的棚户区，城市周边的简易平房等。这些房子租金低，位置处在市区边缘，大多被外来打工者租用。深圳市突然宣布这些房屋属违章建筑，并执行拆迁，直接导致大批打工者离开深圳，因为他们租不起楼房。

　　“政府采取类似梳理行动，就要有相应的替代房屋供这些务工人员居住，否则现代化要通过驱赶一批农民才能实现吗？”刘建进质疑道。

　　一方面，政府不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开发有限，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拆除那些简易的供外地人租住的房屋，整个城市住宅链条出现断裂，进城农民没有了住所。“这样的现实情况迟早会与城市化的目标发生冲突”刘建进说。

　　不过，地方政府也有当地的指数压力。今年起，国家统计局修改GDP核算标准，以各地实际常住人口数计算人均GDP，而不是户籍人口，所以像深圳这样外来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其人均GDP将会明显下降。这些城市普遍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给城市化发展拖后腿，所以拆迁重建不仅提高了城市的现代化指数，还将减少进城务工农民数量，不至于影响人均GDP。

　　就业排斥

　　一个国家的GDP，按收入来源可分为，劳动者报酬、资本利润、税收收入三个方面。其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英美国家在100年前就高于现在的中国，而法德等国家十年前就已经达到80%，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只有50%。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连年在7%以上，劳动就业形势却更严峻的一个原因。

　　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过渡向劳动者报酬倾斜，将会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目前中国的这种比例有其合理性。刘建进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没有走上健康轨道的体现。

　　现在，中国很多大城市，采用国际上的移民惯例，即吸引投资移民或吸收高素质的人才，为这些人提供了相应的环境和报酬，但对那些没有资本、没有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在服务、环境和待遇方面处处都存在着排斥。

　　“政府担心出现贫民窟或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设定门槛，对城市移民进行选择显然不合理。”刘建进还指出，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更多普通阶层没有被纳入现代化的范畴。这种排斥大多数人的发展模式亟待认清并改变。

　　“解决以上农民住房、就业等问题，途径只有一条，城市化要创造条件，让大多数人融入城市环境中。”刘建进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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