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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偏离年初定下的目标3个百分点，贷款规模同比少增目标偏离4000亿元；与此相悖，在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双双大幅度负方向偏离目标的前提下，全年GDP增长速度却正向偏离年初预定目标约两个百分点；这表明，被央行盯住已8年之久的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失灵了。
种种迹象表明，货币供应量——央行盯住已8年的货币中介目标，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
今年的经济数据，再一次证明了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合作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截至11月，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4%，偏离年初定下的目标3个百分点；与该项指标偏离相对应的是，贷款规模同比少增近6000亿元，比年初预定少增1700亿元的目标偏离4000亿元。
与此相悖的走势是，全年GDP增长速度，却在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双双大幅度负方向偏离目标的前提下，正向偏离年初预定目标约两个百分点——年初预定7%，而据权威机构预计，今年GDP名义增长将在9%以上。
从央行角度看，每年年初制订货币政策目标时，都会根据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制订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而这个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是根据既定的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测算出来的。不过，从实际结果看，如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只能是央行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控性、可测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度，或许已经离预期相距甚远：从1996年中国正式确定M1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做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值几乎没有实现过。
或许，导致中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难以控制，其二是货币乘数不稳定。
一般来说，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在这个方程式中，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的是基础货币供给，而一般认为货币乘数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由于中国目前事实上将人民币汇率盯在窄幅的波幅范围之中，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极为被动地依附于外汇占款，从而使基础货币的投放难以控制，而更多地取决于本币和外币之间的利率差。
除基础货币难以控制外，中国的货币乘数更是难以捉摸。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和金融还处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和公众需求的变化，将会使货币乘数很不稳定。据专家观点，至少从1993年以来的情况看，现阶段中国货币乘数不稳定显而易见。
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相差甚远，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形同虚设。因此，是否有必要以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旧的中介目标。如目前发达国家通行的“让利率顶住通胀率”。
事实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有其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西方主要国家货币当局一般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宏观经济实施积极调控。随着西方国家在7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主张宏观干预政策无效的货币主义理论逐渐兴起，货币供应量目标开始受到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青睐。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自然成为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来看，货币供应量指标无论是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标更胜一筹。
不过，到了80年代，各主要国家纷纷解除资本流动管制，以及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各种支付工具的出现，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随之弱化，从而使其最终走向终结。
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及其手段的追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时间较短，这期间又恰逢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转轨时期，因此不断调整货币操作方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无论今后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目标，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货币传导机制顺畅，都可以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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