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泡沫(6)

经济学家之经济状况调查

　　

　　曾经有人质疑，经济学家们太过轻而易举就获得了超乎常人的丰厚报酬，没有经济学家对于这样的质疑做出过正面回应。本次调查中，《中国财富》专门了解了经济学家们对这种质疑的看法。

　　谈到经济学家的收入问题时，温元凯认为，现在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很富裕，一部分人很清贫。他主张有钱的经济学者应该拿钱资助学生，资助潜心研究的学者。而帮助另一部分比较清贫的学者应该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应该让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告诉《中国财富》，从海外回来的教授年薪大概是几十万，优秀的教员在外面讲课一年可以挣几十万，其他的为企业服务的教师收入情况就没有底线了。据温元凯介绍，国外的学者、教授从来不会为自己设计商业行为，即使他们的商业头脑比我们要好。他们能够争取到一些社会机构的资助，还有一些被老板教授雇佣，这样他们就只需要潜心做学问就可以了。一般国外一个教授的年薪是7-10万美金，这样就不用动脑筋赚钱，工作3-5年就能买房子，车子更是很快就会有了。

　　曹凤岐则认为，经济学家的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行，起码经济学家不能太穷，否则有人会说经济学家：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赚钱，不能赚钱还教我们怎么赚钱。他本人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收入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光华管理学院本身也会有收入，同时国家也会给他个人每年5万元的津贴。

　　“没必要感触，文艺明星出了名更不得了。在市场经济下，作为社会、企业对经济学家为其提供服务的回报，多一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不认为一讲到学家，就应该是特别清贫的那种，没必要。关键首先经济学家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才会受到社会上的认可，才可能请他做顾问咨询或其他工作。如果经济学家都是穷得叮当响，还有谁愿意去当经济学家？会有人觉得经济学家是榜样么？”张卫星的话听起来也不无道理。

　　经济学家，你的脚站在哪里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篇题为《著名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的文章，文中列出了数位经济学家在企业中供职的情况，以及他们相应的收入状况。文章的作者认为，作为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拿着企业的钱，为企业代言，是有失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的。这篇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包括经济学家中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以至于《中国财富》询问的每一位经济学家对这篇文章都是“早有耳闻”。要公正地分析评判这件事，就必须要给经济学家们讲话的机会。要准确地辨别症结所在，就要将问题更加深入透彻的层层分析下去。《中国财富》在此为读者模拟一场经济学家与社会各界的辩论(讨论)会，请读者作评判，用这种形式还客观以公正，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一：经济学家究竟应不应该与企业结合，为企业代言？

　　正方观点：经济学家与企业结合、为企业代言没有错。

　　反方观点：经济学家就应该研究经济学问，不该为企业代言。

　　张卫星：应该的。中国总要搞形而上学，总是把什么事情动不动就神化和圣化了。这是很要命的，是个毛病。就像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那种玄而又玄、纯而又纯的理论研究是需要人，但是大量的人是需要实际的指导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要跟实践结合，“玄而又玄”到了国际上解释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茅于轼：我认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服务、代言是正常的，但是要透明化。你的收入摆出来，你帮人说话，你要说的有道理，大家就听嘛。否则律师怎么干？人家就是拿钱替人说话嘛。

　　曹凤岐：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这是人各有志，我们不能批判他们什么。他们炒股票、做顾问都是正常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两者不能混淆。第二，经济学家确实需要接触企业，因为中国的管理改革，如果不接触企业是提不出来股份制，财务管理方面正确的意见的。第三，我不赞成我们的经济学家在企业作实质性的工作，因为这样好说话一些，因为经济学家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政策。有人也说像我这种单纯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多了。

　　学生：为企业服务是无可厚非的事，总不能让经济学家都抱着论文喝西北风去吧？

　　问题二：经济学家该不该身兼数职？

　　正方观点：既影响决策又代言企业没有关系，只要利益各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就可以制衡。

　　反方观点：身兼数职影响其公信力，经济学家要做出角色定位。

　　张卫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谁为谁代言都没关系。关键是要让反面意见充分表达出来，需要对立面实力制衡。不要先妖魔化和丑化这个事情。任何人代言都可能说得对，也可能说得错，就是要让各种声音都发出来。这就需要媒体客观公正地把各种意见充分反映，这是媒体的作用。这样既可能影响他本人，影响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可能影响政府。这种显性的争论比暗中的直接操纵好得多。

　　其实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暗中操纵。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一个政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出来了。如果是领导人一听中金公司的意见就出政策了，这是很要命的。我们需要的是争论，关键不是听哪拨人的，不听这拨人的。你把这个阶层打倒了，换一个阶层还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可能还是会侵害别人的利益。声音出来之后，不会完全剥夺谁的权利，应该是一种平衡。美国不可能代表阿拉伯的利益。而无论是石油大亨还是军火商，最终代表的还是美国的利益。

　　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多颜色的共存，多思想的共存。总有人潜意识里先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了，这是不对的。我们都不要当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的竞争，各方面的表达，然后才可能出现真理，出现政策的修改。

　　某学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开放言路，让各种问题都摆在桌面上来，大家在一个公平的透明的环境下来进行谈判，政府别拿着纳税人的钱来乱花，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获得最好的投资效果。别因为某种自私的需要就抹杀一个人的言论或一个阶层的言论，因为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代表了某一个阶层的观点，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这些大企业财团，中国就没有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成绩，但是没有底层民众的声音，这些财团也做不长，早晚被“革命”了。抹杀哪个方面，都只能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不成熟。

　　韩秀云：美国的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前是经济学家，后来自己开了咨询公司，等到他去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就把咨询公司停了，别的什么都不做了，连自己的钱也委托给基金进行投资管理。这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扮演很多角色。其实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虽然说有131位经济学家做独立董事，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没有负责任，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可能有害群之马。企业需要经济学家，所以错不在担任独立董事，而是如果做了独立董事，就等于已经有了一个角色定位，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被“贴上了标签”，你就要对你说的话负相应的责任。

　　比如投资银行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说什么，我们就知道他是代表公司的利益，他的角色已经把他定位在那儿了。大家可以分析他从他的角度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判断他的立场，选择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我拿这个钱，吃这个饭，就说这个话。可是如果他又去给政府做顾问，参与决策咨询，人们就会对他产生怀疑了，怀疑他是否是为了自己公司在谋求利益。他本身的这种利益角色冲突，有可能最后给人带来一种被骗的感觉。而经济学家作为“家”，作为公众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如果我不是“家”，没人听我说什么，我随便怎么说都没关系。

　　所以，一个市场有两个选择，民众要能选择经济学家，选择听与不听，听谁的不听谁的；经济学家要选择自己的角色，究竟是给政府做顾问，还是给企业代言，还是做教授。

　　问题三：如何解决经济学家一身兼多职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存在正方与反方，认为经济学家身兼多职并无不妥之处的一方自然不用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

　　某学生：与其说经济学家的问题，不如说说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再来说经济学家。由经济学家回过头来规范市场经济，基础没有，我们谈结果，就是妄想。

　　韩秀云：经济学家一身兼数职的现象首先还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稀缺导致的，本来应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一个萝卜十个坑”。大家都在争抢有限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知名的。打个比方：比如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可是证券公司也请我去，政府也需要我，我在说话的时候就“被贴上了多个标签”，我就扮演了多重角色。这就是我们的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出现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非常成熟，经济学家的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了，有的就是给政府作顾问，有的给企业做顾问、代言，有的就是在学校里做教授、搞研究。将来中国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当然，除了经济学家稀缺的问题，经济学家的待遇问题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果在学校的待遇很高，很多人就不会去做别的了。

　　《中国财富》：那么在市场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暂时无法改变，而仅仅依靠经济学家自律又不太现实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法律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韩秀云：在现在这个阶段，恐怕立法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连最基本的税法执行起来都那么困难，都管不住那些不交税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呼吁，一方面呼吁经济学家要自爱，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公信度，也珍惜整个这个群体的荣誉；另一方面呼吁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法律政策，比如担任企业顾问或者独立董事的同时不能够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做顾问。就像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更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民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必须成熟起来，民众必须要有选择的能力。以前我们的民众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其他的“学家”会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迷信，一种盲信。因为自己不懂，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以对经济学家的盲信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到达个人崇拜的地步。

　　现在社会上一些愤怒的情绪是从最初的盲信，到盲信之后无法自己承担责任，无法面对自己的损失，于是又开始推卸责任，认定自己是被经济学家骗了。其实，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并不是神，那他说的话就会有对有错，应该非常理智的理解他们的话，要自己辨别对错，不要出什么问题就觉得是自己受骗了。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主张：第一，前面我也提到过，我们要将理解能力还与民众，让他们懂得分辨对错是非；第二，我们要在建立市场选择能力和机制的同时，让经济学家也选择自己的角色定位；第三，要让民众走出对经济学家迷信的年代，以前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没有辨别能力，现在，我们必须树立起从盲目崇拜到理性选择的里程碑。

　　后记：几位经济学家的自我定位

　　茅于轼：我本人除了天则所外，也作一点扶贫的事情，但是这个也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不像年轻人还要买房买车什么的，所以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个事情，运气比较好吧，碰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准备作一些比较大的扶贫项目。我的研究主要服务于政府，首先是政府。其次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看我的书，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比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是什么？这个差异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曹凤岐：我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第二是为企业服务，我研究企业的改制和管理，第三我是为投资者服务，因为我研究股票市场，最大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温元凯：我主要是以前大学的定位，关心国事，有企业家头脑的学者。而现在我有了企业，于是我的定位就变了，要做一个关心国事的有学者背景的企业家。现在我的企业做的一般，还没有赚很多钱，还处于创业阶段。

[上一页]  [1]  [2]  [3]  [4]  [5]  [6]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