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泡沫(5)

经济学家泡沫论

　　“经济学家泡沫”这个词是在对吴晓求的采访中之妙语偶得。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界是否存在“经济学家泡沫”？谁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怎样界定“泡沫”？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在探讨泡沫论时必须涉及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

　　人大学生：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其实就我的观点看，中国基本上没有经济学家。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学家？有特殊贡献的，有一定的独创性理论的，但是我认为这远远不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中国目前我觉得还没有到谈“家”的时候，我们大多数还是经济学者。

　　在《中国财富》的采访中，经济学家们都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华民族谦虚谨慎的美德，他们有些说自己只能算是经济学者；有些说自己是经济工作者；还有的认为自己只是在某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不过，当问及他们认为中国有没有他们认同的、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时，他们一致的答案是：客观的说中国还是有经济学家的，但是的确非常少。

　　“现在的经济学家的概念太泛了，泛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很多人都只能说是经济学习者，只是看了几本书，大概了解了一些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就出来说话，就变成学家了。在此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确的、影响社会的观点。这种人大量的出现，都被冠以经济学家的头衔，好像社会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以至于现在经济学家这个概念都滥了。谁都可以授予，今天某家报纸高兴了，随便一个大学教授就叫他学家，明天哪家杂志请了个研究员，也是学家。我看大部分都是冒牌的，90%都是。我个人说的尖刻一点：如果那些人敢称自己是经济学家的话，那我就是比经济学家还经济学家。现在很多大学里的学者、学习者的很多说法严重脱离实际，他们的理论绝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看似非常高深，可却完全不适用于现实。可是就是这样的人还会被社会上一些人、媒体追捧为经济学家。”可以看出，张卫星对于现在社会上“经济学家”泛滥的现象很是不满。不过稍做停顿之后，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幽默：“所以我看要么就不要泛滥，要么咱们就让它彻底泛滥！”随后便开怀大笑。

　　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一共提到了不超过十位他们认为无愧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的经济学家，包括董辅祁(已故)，还有厉以宁、茅于轼、陈岱孙、吴敬琏、黄达、盛洪等。

　　立说、公正是重要标准

　　那么究竟达到怎样的标准才可以当之无愧为经济学家呢？如果说有泡沫，又该如何界定泡沫的存在呢？受访的经济学家们都就此问题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标准。

　　吴晓求认为：第一，经济学家的研究一定是要有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第二，作为经济学家一定是要从非常公正中立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他一定是有自己一整套非常逻辑化的理论观点或者政策主张；第三，经济学家应该尽可能地把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让大众了解。这三条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类似学术规范、不抄袭、不剽窃等条件则是底线，是作为一般的学者都应该做到的。最后他还补充了很重要的一条：“他一定不能是自我炒作，不能是还没有写一两本像样的著作，就开始自我膨胀，否定一切。这样的人就是泡沫。”

　　张卫星谈到这个标准时说：“首先我不太搞得清楚怎么去定义经济学家，感觉各个层面都会相关，都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似乎变成了社会学、金融学、证券学等等的杂合体。我自己认为我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证券专家’，在国内应该是首屈一指了。经济学家中‘学家’这两个字应该是有著书立说的概念，或者是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了一代人，有很广泛的受众面，他的思想事后要被人们所认可。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学家’。应该至少要创立一个自己的学说，继而影响社会。但是我们国家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没有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移植，一种解释。此外，我认为能够理性的解释实际现象的才是真的学问。如果只是搬来国外的理论唬人，我觉得就是骗子。”

　　曾经在1999年12月31日，应《南方周末》的邀请与吴敬琏、厉以宁分别撰写“世纪末经济学家的感言”的温元凯告诉《中国财富》，他文章的题目很尖刻，叫做《中国需要更多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学家》。他写这篇感言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是摇摇摆摆的：一会儿过热，一会儿过冷；一会儿冷启动，一会儿急刹车。他认为国家需要经济学家的建议，可是需要的是更多正值的、有独立意见的经济学家。他举例说：“去年以来，只有两位经济学家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和少数头脑发热的领导人一样，都要加大投资力度。结果造成了今年我们的油、电的过热。”他认为，过去大部分学者并不是学术水平不够，而是马屁型的学者，只会一味地给领导做解释，所以不能算是经济学家。

　　而曹凤岐更加看重经济学家的为人：“我最不喜欢的是见风使舵的人，比如说有人在以前是反对私有化的，是反对股份制的，而且很激进。但是等到现在十四大国家提出我们确实需要私有化和股份制、要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又很快地就转变态度，说自己支持，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一样，还把这叫做与时俱进。做经济学家首先要学会做人，即使错了，改了也是好的。第二个，有出息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只是研究国外的或者书本上的东西，那就是‘束之高阁’的东西，可能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适当的借鉴外国的理论和经验当然是没有错的，比如说股份制就是外国的。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建树，对社会必须有贡献才能够称得上是经济学家。”

　　韩秀云讲述的两个生动的典故恰好可以概括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是她做客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时，一位著名外国经济学家讲述的典故：如果已经有了一百位经济学家，出了第一百零一个人说：“我完全同意以上一百位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他什么都不是。所以，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另一个典故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感叹到，我们需要一位“独臂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说话时总是“一方面这样，又一方面那样”，他好奇为什么世界上没有说话只说一面的经济学家，能够告诉他究竟应该怎么办。韩秀云解释说，这恰恰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去分析问题，不能够掺杂个人利益而对问题做出片面的分析和解释。如果拿着大量美元的人，因为担心人民币升值以后手中的美元资产相应贬值就反对人民币升值，他就不配被称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必须表现为中立，给政府出招也应该是说出人民币升值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由政府自己来决策；给投资者咨询，也不能只说投资能赚钱，还必须告诉投资者风险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总听说经济学家不赚钱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学家要公正、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而且他们是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经济学的。

　　泡沫也稀缺 市场会选择

　　茅于轼对《中国财富》说：“目前中国经济学家还是不够用的，很多应该有经济学家的地方都没有。”

　　确实，经济学最根本的精髓就是两个字：稀缺，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是稀缺的。正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经济学家，因为把国外的东西简单照搬过来不适用于中国，那像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这样的难题该由谁来给我们的政府出谋划策呢；对于企业来说，谁来告诉他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该不该投资，该怎么投资。所以我们的企业也需要经济学家；百姓也需要经济学家给予他们投资方向的指导。

　　正是因为经济学家的稀缺，才使得市场中对于经济学家的需求大于了供给，按照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需求大于供给，自然价格就会上涨，所以“经济学家”成了“热门职业”。这种情况下，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滥竽充数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泡沫”。

　　采访中，张卫星提出对泡沫的存在不必担心，因为市场会进行自然选择，市场经济天生就有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大家就会开始去找那些他们认为水平高的、不偏不倚的，他们信得过的经济学家，经过一段时间，那些炒作出来却无真材实料的伪经济学家自然就没有市场，自然也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其他经济学家，包括吴晓求等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

　　但是韩秀云觉得市场今天还远未成熟到可以做出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程度。因为人们现在还没有判断经济学家言论对错的能力，更多的只是判断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而同时，由于民众、企业家甚至政府的一些决策者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以即便是在判断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也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像最近我们的几位经济学家吵来吵去，可是百姓都听不懂他们吵什么呢，争什么呢。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市场还没有能力选择。因此要消除泡沫，首先要市场先成熟起来，如果百姓、企业、政府都有了辨别能力，不是仅仅看哪个经济学家被请得多，就认为他的水平高，这才有了市场选择的基础。所以，韩秀云认为经济学的普及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她要给老百姓理解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也就给了他们选择的能力。她说她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普及的工作中去。

　　无独有偶，茅于轼老先生现在最想做的事情也是普及经济学，他觉得这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他说：“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学家的职责是不同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就是要让政府和老百姓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最大的职责。”

　　《中国财富》相信，有这么多富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市场一定会成熟起来，泡沫也终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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