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泡沫(2)

经济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常言道“英雄莫问出身”，不过对于经济学家们的经历许多人还是怀有很大的好奇心，尤其是对那些名声显赫的著名经济学家，人们都想知道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程，如何能够成就今日的学术地位乃至社会地位。

　　虽然经济学家们的经历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故事，但是通过对数十位经济学家的访问和调查，《中国财富》大致将他们的学习、成长历程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海归型

　　

　　“海归”应该算是经济学界最为主流的成功路径了，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准经济学家都曾经有过游学海外的经历。在海外，他们获得了接触到或者学习到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机会，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攻读学位或是访问学者；也不论他们当时在海外学习和研究的是否是经济学学科。代表他们的共同经历的关键词就是：出国。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乃至今天，能够出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优秀的，尤其是早年间，一些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不用说，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人尖儿”。 最典型的，比如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早期在华南工学院就读无机物工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也都是从事技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1978年到1981年8月一直担任化工部科技局的工程师，在化工研究及开发管理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1981年9月份，才有机会到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也正是这段出国进修的经历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取得为其奠定了成为当今著名经济学家的基石。

　　今年7月辞世、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董辅祁先生于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52年赴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去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当研究生, 1957年获苏联经济学副博士(也就是硕士)学位。

　　与他们经历相仿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他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50-80年代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有关领导工作。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

　　在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之后，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是50年代生人，当他们还在求学年龄阶段时，恰好赶上了社会动荡时期，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恢复高考后，他们凭借过人的勤奋考入大学。或许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经历，令他们特别能吃苦耐劳，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学毕业后，他们更幸运地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成为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代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纲，他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85年赴美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早年同样在黑龙江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有余的周其仁，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1991-1995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还有求学道路可谓一帆风顺的易纲，他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学习，1982年获美国哈姆林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2-198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土生土长型

　　

　　所谓“土生土长型”当然是相对“海归型”而言，顾名思义就是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到博士学位的学习全部都在国内完成。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留洋国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学术水平比“海归型”的经济学家低。借用高尚全的话说：“有海外留学经历，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评判你的标准是你的贡献，你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的贡献。目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你说是中国人看得清还是外国人看得清？因此，只看个人的留学简历说明不了你的贡献。”

　　这些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或是到一些国家科研机构里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亲身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每一步重大发展，潜心研究，终于修成正果。

　　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厉以宁，195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留校任教，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理论及政策构想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对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都高度认同。

　　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北大知名教授萧灼基，也是在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助教，后成为该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今，同时兼任多种学术职务和社会职务。

　　年轻一辈中，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刘纪鹏，1983年从北京经济学院工业经济系毕业，198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1986至198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升任为高级研究员，1993年至今任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1998年后同时兼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自学成才型

　　所谓自学成才型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高等教育，或者说所学的专业是非经济学学科，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其他原因，“转行”自学而成的经济学家，按他们自己说，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这些经济学家大体有一个共同之处：必然非常聪明。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怎么可能完全凭借自学就成为“一学之家”了呢？！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来学的都是理科专业，将理科的逻辑思维等方法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恰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温元凯这个原南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在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一直坚持声称自己在学问领域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化学家。他告诉《中国财富》，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中有两个比较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1977年的8月，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做一个科学家，像居里夫人一样的化学家，而且全心全意地搞科研。那一年8月3日，他参加了邓小平复出举行的国务院科教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希望与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们在科技教育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由于遭受迫害而变得格外关注国家政策的他，给邓小平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恢复高考，一个就是公派留学生。这两条建议出人意料地被顺利采纳，他个人也因此受益——被派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两年半。国外的工作经历让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需要变革，需要建设。他拒绝牛津大学的邀请，迫不及待地回国，随后推动并参与实施了对高等教育和高校进行的多项改革。

　　第二个转折，也是促成他今日在经济学领域成就的重大转折。1992年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从事蛋白质基因模式研究，在那里非常高兴地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也是那时，他偶然接触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用他在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他的朋友购买上海石化的股票，赚了几千美金。这件事情激起他对华尔街、对金融、上市、股票的巨大兴趣，他发现他以前去过的华尔街，操控着全世界几千亿美金的资本流动，于是便开始自学金融。48岁那年他接到了华尔街的邀请。尽管当时的他在化学方面已是功成名就：正教授、系主任、带研究生，去华尔街如果干不好的话两边就都没了，他还是凭着齐国平天下的信念毅然赴美，也由此成就了一番新的事业。

　　另一位著名的“半路出家的高僧”是自称“证券学家”的张卫星。北京大学物理系出身的他，真真正正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从小就在个性中带有反叛色彩的他，动手能力极强。聪明，而且凡事都要搞清楚个“究竟”。90年代初，曾经在中关村搞过电脑，1995年开始炒股。这一炒股可不得了，中国股市的种种“怪”现象激起了他深刻研究股市问题的执著。用他的话说，他“是从股市的每一个‘螺钉’、‘螺母’开始研究，直到将其整体结构、脉络完全剖析得清清楚楚，一个不留神，就发现了中国股市最大的秘密——也是所有问题的根结。”他的发现和理论在市场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股民的强烈反响，人们称他是“民间经济学家”，称他是真正为民众讲话的经济学家，他自己却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他说他是“证券专家”。

　　此类型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太多规律性的成长轨迹，在他们的经历中，只有一个关键词：转折。

　　显然，无论是海归型、土生土长型还是自学成才型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凭借兴趣还是责任感，无论他们的智商是否真的超乎常人，他们必然是在经济学的领域内钻研多年，也真正地有自己的观点和著作，并且有相当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这些都该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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