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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俊初
城市公用事业是个庞大产业，事关城市发展、市民生活。但如何搞好却是道难题。因公共产品性质，无论国内外，政府直接操办曾被认为天经地义，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公有物运转上天然的效率缺失明显，而且常为公共财政状况掣肘，故发展方向日趋于政事分开、官民联姻。在我国，建设部去年底也颁布了《公用事业民营化管理条例》，既是开口子，
也是定规范。
探索，在各地展开，成效与问题并存。笔者所在的成都市，一项水环境综合整治的重大市政工程破天荒采用公司化运作，走了一条官民携手的路——为解决污水集中处理、避免直接排入河道污染水体，市政府在2002年决定投资60亿元，组建了国有独资公司性质的投融资主体兴蓉公司负责操办，一位官员称公司是市政府搭建的多渠道融资平台，核心目标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资本运作及投资，并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据此，《中国经营报》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将之概括为“兴蓉模式”，并视为“官督商办”的一个蓝本。
从原理上看，“官督商办”有两方面要求。首先，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中国水务督察专家高中教授曾言：非“官督”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保障公用事业的公益性；非“商办”则不能通过竞争提高服务增进效益。其次，是相互协调、彼此配合，政企行为是否步调一致、能否避免扯皮打架，决定合力大小、效率高低。“兴蓉模式”两年的实践，使蓝本有了总结价值，12月22日的《华西都市报》以《痛并快乐着》为题，将这种模式“快乐”的有效性和“痛”的挑战性一并呈出，看来发人深省。
由于政府将管不好、管不了的具体事务交给兴蓉公司操办，在调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从繁杂中脱身而专注于管理职能，有政府与企业双双解放之效，部分解开了政企不分症结的“兴蓉模式”总体上值得肯定。不过，细节上暴露的不少明显问题也充分反映出了其“官督商办”的磨合不够和谐，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城区铺开的开工项目大面积拖延工期——原本每处3个月的工期，有的时间过半还几无动作，有的半年尚未竣工，有的仅修改方案就超3个月——因封闭施工，不如期完成也不作解释，不便市民出行、妨碍商铺经营、影响交通顺畅、增大施工成本等“痛”就日益凸现，今年年中曾一度被称“扰民”。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频现的“胡子工程”问题，是在市民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本地传媒发出《整治水环境牺牲路环境？》等尖锐质疑等后，才引起官、商两面高度重视，专门会商检讨原因并寻觅对策。所言要因，除客观困难外，主观方面关键是系统内部各方协调不够、常顾此失彼，包括政府与兴蓉公司间、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间、兴蓉公司与施工单位间；而看改进对策，各方虽就自身及配合方提出了要求和意见，但在分管副市长孙平曾下达“规范施工、谨守工期、决不扰民”的死命令情况下，表现仍欠理想，部分工期兑现承诺还是落空。
据上，笔者认为，成都市公用事业的“兴蓉模式”这个蓝本，迄今暴露出的“官督商办”弊端，根本上是“官”气太重、“商”味不足。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制度设计问题，与政府职能明晰不够、兴蓉公司是国有独资且被赋予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工程整体上未脱垄断经营等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路上“官”退“商”进不够。由此可见，在大方向上，它非但不形成对“官督商办”的否定，反而表明这种模式应做得更到位、更彻底。
怎样从制度上减少“官”气、增强“商”味，是类似城市公用事业工程应着力解决的，比如可考虑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积极吸纳真正的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按公用事业性质增强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利社会监督等。无疑，在现代化裹挟城市化升档提速的时下，全国各类城市都面对着公用基础设施的除旧布新挑战，“官督商办”的“兴蓉模式”有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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