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中国应以大国心态看待日本重新崛起 (3)

中国：大国心态应对(下篇)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时，沈阳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辽宁省第9届高中生日语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比赛进入到自由问答阶段，一位评委即兴问道：“如果让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一座 桥，你会把这座桥架在哪里？”

　　一个女孩抬起双眸，纯真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会把这座桥架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道。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解之怨

　　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屡次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为复杂的两个国家。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曾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曾有过长达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不断地增多，但彼此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却开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以及国民间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视，也达到了近30多年来的顶点。国内互联网上几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招致网民们铺天盖地的嘲讽、谴责和怒骂，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招来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访日时，一位日本记者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

　　其实，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缘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绝无二致。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全民忏悔，特别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的一跪，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也让同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日本从未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把参拜首次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绝不是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结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这是中国不能容许的，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任其发展而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他们的崛起就没有我们的崛起，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永远也起不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戏。”

　　此外，金熙德说，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从未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是造谣，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已。

　　“在日本，这样的舆论已经做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不顾，坚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派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万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以及舆论多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中国的“仇日”与日本的“厌华”

　　使中国的“仇日情绪”和日本的“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的，还有两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笔者曾问过日本一家最有影响力报纸的驻京记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十分友好，而90年代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报道开始与日剧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当时你们很弱小、贫穷，我们觉得应该帮助你们，所以，对你们报道的基调以友好为主。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里了，所以对你们的报道也变得更加客观。

　　应该说，他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

　　必须承认，在过去那段长达17年的中日关系蜜月期里，日本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友好和帮助，的确有其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能够影响这个庞大却贫穷的邻居，但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

　　李培林认为，正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的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对两国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多年前，西方世界热衷于谈论“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现在，这些话题已被“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代替。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开始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

　　“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培林说。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一些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窝囊气。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50年，中国也赶不上日本；甚至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认为，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凌辱，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却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

　　“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化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李培林强调。

　　日本，一个可以轻视的邻居？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段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国人当中日渐弥散的盲目乐观情绪。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而且势必会越来越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部分事实。中国绝没有强大到足以轻视甚至蔑视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日本的地步。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从很多指标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悬殊，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

　　“我们总是在说这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么多么快，可事实上中国目前的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而只有1.3亿人口的日本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就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赵晓说，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在2003年是14.7：53：32.3，也就是说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目前中国这一比例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这一数字只达到40%，而日本早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38%，大抵与今天的中国相当。”

　　赵晓进一步阐述道，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

　　“这样一个强大的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以让开放了20年才鼓起勇气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淑英说，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后发展效应在中国体现得十分明显，而日本经济却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经济体。

　　“2002年，日本一举获得了两项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其中有一项特别需要引起中国的注意，那就是田中耕一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田中耕一是一家民间企业的技术人员。他的获奖标志着日本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素质已经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张淑英说，在日本，民间企业获得诺贝尔奖有其必然性，因为日本科技开发的主体是民间企业，日本每年的研究开发投资的60%以上来自民间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有关统计显示，在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以平常心看日本的重新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与重新崛起的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防范问题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摩擦甚至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会有太大改变。以何样的心态看待与自己一衣带水的邻国的重新崛起，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国需要大国心态，金熙德说，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很容易让人产生浮躁和非理性的心态。而“自大”与“自卑”之间，其实就隔一层纸，很容易互相换位。

　　“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努力，把中日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让它扩大化，然后再扩大双方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像国企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搞不好，就让民营企业发展。”

　　李培林认为，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带入到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这一点，中国尤其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非常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姑且不说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隋唐文化的追随，以及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人的这种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这些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的民族，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因为日本的芯片掌握着虚拟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脑。”

　　赵晓认为，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珍惜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所获得。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对待比我们强大的邻居，光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仍是一个出类拔萃、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一个国家，而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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