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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型”成长的代价几何？
金 碚：现在有人给中国工业化提了这么一个概念：中国工业化是“压缩型”的工业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事情在其它工业化国家，都是经过了一百到二百年的时间，才
会逐渐出现然后加以解决的，而中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几乎要把世界上其它国家工业化过程所经历的事情都要经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来经历。
工业化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问题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对代价的评估是不一样的。其它发达国家也经历过污染的过程，伦敦、东京概莫能外。他们用了一百到二百年的时间，才逐渐从消耗资源型转向节约资源型，在最初他们也破坏环境，也对工人实行了血汗工资制度。
而中国在经历了很短时间的快速成长之后就突然发现，我们现在也必须要重视这些问题了，否则我们发展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要成为一个生产大国，就必须遵守目前的国际规则。如果不遵守，就跟不上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就会被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
所以我们在竞争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到生产上的份额多少，沿用过去的“血拼式”的斗争。我们也要考虑到环境，要考虑到员工的福利，考虑到技术的进步，而所有这些东西，从企业经营上来说，都会对企业的成本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怎样在这两者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的一条道路？中国依靠什么来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
张 跃：这使我想起前不久在德国经历的一件令我生气的事情。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德国《明星》杂志要采访我，他们说要拍一些工人在工厂的照片，我们就召集了车间的工人，让他们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从高空拍下来的，三千多员工站在工厂里。
我以为他们对我们公司进行了客观的报道，殊不知，他们把我们作为反面的对象，作为对中国过强的生产力增长进行严厉抨击的一个例证。说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倾销到德国，说我们要控制全世界。当然远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行业，钢铁、水泥、化纤、小商品等都进行了攻击。
文章和照片刊登以后，很多德国人跟我们经销商说，你不能再代理远大了，这是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你们夺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岗位。
提起德国，我更想说的是另一种启示。我们在德国的确卖了一些产品，和德国接触比较多，我感觉德国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如果说“世界工厂”，德国是当之无愧的。上个世纪70年代，是德国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很多化工企业都集中在莱茵河流域，莱茵河不要说有什么鱼，连河水发出的气味都像药水一样，十分刺鼻。在随后的时间里，德国人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莱茵河的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今，莱茵河已经可以钓到鱼了。相比于中国目前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德国的这种转变过程无疑具有借鉴和学习的意义。
也就是说，德国在工业能力没有下降甚至更加强大的情况下，环境保护工作却做得卓有成效。我们在和德国人无论是谈技术问题，还是谈产品和售后服务问题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环境。比如：我们有一种产品，在中国、美国等世界很多地方都能使用，但是在德国就是不让使用。德国人以宽容和理性而著称，但是他们对环境非常的苛刻，而且这种苛刻是发自内心的，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德国，从国民到官员、到企业，大家都一致地去追求环境的健康，非常让人感动。
六年前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们，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国力提高了，没有人敢忽略我们的力量。如果说成就是以自立为基础的，是以维护生态环境为基础的，那是值得祝贺的。但如果是以付出惨重代价为基础的，则需要我们警惕了。
第一个就是中国劳工过低的成本。比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工厂里，工人一个月辛苦了很长时间，工资也就是三四百块钱，这应该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这些工人的收入是不足以支持一个家庭正常生活的。而有些厂工作生活环境也非常差，个别工厂连床铺也是一个床三班倒轮着睡的。对待工人，应该首先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应该是顺应整个社会进步趋势的。我们的这种优势和现状还能维持多久？值得每一位企业家深思。
第二个是高资源消耗。我们的能源效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就带来了污染。至于说到污染，我们更是惭愧……中国现在有40%的地区是酸雨地区，事实上这40%的地区覆盖了我们90%的人口，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有人口的地区就是酸雨地区。
第三个是低利润。除了我们的打工仔是“低利润”以外，我们的企业也是低利润的。低利润，低价格，是国内很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砝码。这种低利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认为除了只能支付更低的薪水以外，还有就是更无研发能力。正是因为没有研发，才造成了这个低利润，造成了高污染。研发不是说做出一个新的产品那样简单，资源高效率的利用应该是研发最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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