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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公关、危机管理或者财富原罪等角度，意图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界面临的信心和信任危机，都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企业需要从社会组织的角度重新为自己定位。
一个社会组织具有丰富的社会属性，而中国的企业往往个人属性大于社会属性。
社会挑战和企业丑闻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2003年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SARS危机促使人们对社会责任的反思更加深入，比较突出的是对全能政府管理模式和社群组织缺位的诟病。2003年05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号召"培育公民意识，推动治理转型"，集中体现了学界、媒体和民间的观点。
关于公民意识的讨论，我们引申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范畴--企业公民，是因为，伴随着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企业普遍受到信任危机和信心危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危机，如年初的SARS，使得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远远超过了企业正在承担的纳税、赚取利润和提供就业等常规责任。人们期待着企业更加有效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自911以来，接连发生的企业丑闻，使得人们开始怀疑企业的合法性，对于企业能够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表示悲观。体现在国内是上市公司黑幕、福布斯富豪人物涉嫌经济犯罪等。
如果仔细比较发生在国内外的企业丑闻之间的不同，不难发现，海外的公司治理丑闻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司制度安排的漏洞，以及企业管理者，特别是CEO的道德问题；而国内的事件所反应的是，公司作为所有者聚敛财富的工具出现，是企业所有者的道德问题，往往是对财富的掠夺，赤裸裸的腐败和犯罪。在就这一现象的社会讨论中，常常出现的语词是"原罪"、"仇富心理""民营企业赎罪"等，足可反应出这个阶层所遭遇的社会不信任。
2000年面向6大洲23个国家25000人的千僖年民意调查发现，79%人们认为企业应当对健康和安全负责，75%认为企业应当腐败和贿赂负责，73%认为企业应当对环保负责，72%反对使用童工，56%用社会责任评价企业，超过60%的欧美人认为应当严惩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作为企业家和管理者群体，是否已经将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作为最关键的问题来回答？企业是否已经将自己作为社会组织存在，而不是所有者牟利的工具，并且正积极地承担社会公民责任。
聚敛财富的工具 vs. 社会组织
从企业公关、危机管理或者财富原罪等角度，意图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界面临的信心和信任危机，都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企业需要从社会组织的角度重新为自己定位。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企业大面积出现道德问题的原因是"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皮帕先生(著有Can Ethics Be Taught?)认为这个观点本来没有错，它的全部涵义应当是"我们关注在竞争力方面提高效率"。这个观点是有益的。但是实践中人们听到的是"让我们使富者更富(并且不择手段)。"
如果企业依然仅仅是所有者聚敛财富的工具，则毋庸置疑，所有者将阻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和产生。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即该所有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性质，将完全取决于该所有者的个人道德水准，任何制度设计都将无功而返。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趣味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企业家个人财富的数额上，虽然这个简单的数字往往使人产生无限联想，但是事实是，企业家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必然还是体现在他所创建的企业本身，而不是虚拟的数字。
一个社会组织具有丰富的社会属性，而中国的企业往往个人属性大于社会属性。企业只有被作为社会组织来看待，才能够被赋予社会组织方能承担的责任，企业才会有生命力。
重建信任
企业和社会的长期福祉完全维系在信心和信任上。企业应当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负责。我们的企业要以企业公民的角度，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平衡各利益相关人的预期，尤其是要获得公众的充分信任。
世界经济论坛以"全球企业公民"作为2003年会议的核心主题，来自西门子、埃森哲、普华永道、瑞银华宝、可口可乐、DHL、德勤、ABB等46家跨国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和CEO们联名倡议"全球企业公民"，并向全球CEO推荐一份行之有效的"行动指针"，将企业公民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中。
《21世纪经济报道》积极响应这一倡议，会聚中国最优秀企业发起中国首次企业公民价值的讨论。重建社会对企业的信心和信任是这一讨论的关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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