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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京城高校指标献血引争议”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北京高校在无偿献血工作中面临的尴尬。这种尴尬，是全社会在无偿献血方面面临尴尬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宣传无偿献血，另一方面又在给单位下达计划献血指标，这的确是一个怪圈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有关人士开出“取消指标献血”的药方来“抓药”，而公民无偿献血积极性不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飞跃，那么，我很担心，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将面临没血可用的窘境。这决非杞人忧天。
不献血取消保送读研究生资格，不献血的不授予毕业证书，甚至对称来例假的女学生脱衣检查……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不正当的，出台这些举措的高校也应该挨板子。但是，如果自愿献血能够采集到足够血源，还会有献血指标吗？如果献血指标能够得到积极响应，还会有上述种种荒唐的强制措施吗？事实上，正是一些人对无偿献血的冷淡，催生了种种荒唐的举措。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血液消费者，所以，献血是一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活动，法律也将其规定为公民的义务。但是，一些人身体健康状况具备献血的条件，却拒绝法律赋予其作为一名公民的义务，则正是当前义务献血困境的根源。
不过，把无偿献血中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民众包括大学生道德水平低下上，未免太过简单。献血是公民的义务，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献血在一些单位、个人眼里的异化。某些强迫学生献血的高校明确宣称，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文明单位”称号。当用自己的鲜血去换来“文明单位”，并因此成为一些人装点门面甚至高升资本的时候，学生反感并拒绝献血，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献血指标终归要走向末路，但从现实看，它还要存续一段时间。所以，眼前最当紧的事，不是取消献血指标，而是让献血回归其公民义务的简单实质，而不被赋予更多不必要的内涵。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每一个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也需要强调“榜样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如果每个符合上述条件的人都集中在一年献血，血库怕会“血满为患”，所以，献血总要有先后。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健康状况允许，都应该主动伸出胳膊，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义务。
当我们看到更多花白头发的领导伸出胳膊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义务”两个字的神圣含义，我们也将因为献血而感受到履行义务的无尚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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