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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资本、赌球、中瑞财团……如果将这些如散珠般的关键词串联成线，我们即刻感受到沉甸甸的资本重量，还有由此而衍生出的扑面而来的投资冲动。数据显示(本报12月17日报道)，资本积累率由2000年的11%上升到目前的18%，温州民间资本总量到年底将逾3000亿元，这个数据分别远高于目前温州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
一度热气腾腾的温州炒房团，中瑞财团的左右突进轨迹，所有这些折射出的不过是
资本的原始属性：寻找最高投资回报的机会，这在理性经济人的语境中无可厚非；而民间资本和“正式金融”之间的相互不兼容，则明示了面对这一大块民间资本，我们的市场经济基本架构怎样地表现为“制度缺席”，这其中既有产权界定和保护的架构，也包括产权交易和清算的架构。由于被现行法律法规所明确禁止，赌球等行为只能被冠以罪恶标签，不过其中能惹人深思的依旧是，寻求高回报的资本四顾无路，于是铤而走险。
温州民间资本的故事其实还是一个灰色经济的故事。
经济学家喜欢把介于法和经济学之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构成冠以“灰色”或“黑色”称谓，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所不能保护、规范和覆盖之处，灰色经济将大行其道；而明确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则被认定为“黑色”经济。在一个形象的比喻中，整个经济体可以被比照为一座冰山，如果不考虑黑色经济，那么灰色经济可以被设想为隐藏在水下的那一部分山体。可以想见，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水上的山体比重会越大；而越是转型经济体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水下混沌山体的占比就越高。隐在水下，意味着没有透明、明确和可遵循的市场交易规则，而这将导致的必是更高的交易成本、更大的风险和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回到温州故事。由于无法被纳入体制内循环，温州的经济和民间资本一直具有“体制外”特色。我们非常熟悉的民间借贷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环节。这样一组数据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在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各占三分之一；90年代三者比例演变为602416；2003年末三者比例又变为57376；及至2004年，由于宏观货币政策趋紧，民间借贷成为温州企业营运资金的重要补充，6月末，民间借贷的融资比重上升到10个百分点左右，而截至最近的统计显示，民间借贷总规模至少可达350亿元左右。同时，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6月份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比2003年末上升了35%。
由于法定的融资来源主要限定为金融机构，而这些体制内金融中介无法提供体制外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足够金融支持，因此，民间借贷和逐渐积累的自有资金成为温州企业成长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不被现有的法律和市场体系明确覆盖，这部分经济容量明显具有“灰色”特质。灰色意味着不太稳定的预期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交易成本很高，地下钱庄所堆积和时而爆发的金融风险曾一度让监管机构伤透脑筋。然而，没有和体制外经济相辅相成的体制外融资体系，舍灰色融资，又有哪些金融支持在当时可以推动温州的持续增长呢？
及至最近，由于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温州的融资需求终于演化为资本的逐利需求。这回的情形似乎更糟，中国资本市场市盈率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而市场上除股票外的其他金融产品少得可怜。由于资本账户管制和资金外流限制，国内资金也无法进入更广阔的国际资本市场寻求投资回报，QDII(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动议也始终是水中之月。温州的资本四顾无处可去，遂投入房地产市场，被指炒起地产泡沫，又左右突围，希望寻出投资回报之道。
温州故事的典型意义在于，由于缺乏健全市场体系的阳光普照，温州在经济前行中屡番求助灰色力量，这是市场力量的自我显现，然而灰色水下冰山始终无法上行到水面之上，这凸现的则是市场工程师——改革者构建市场架构的“缺位”，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交易规则的厘清始终跟不上市场主体前进的步伐，这依旧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之旅中的无法挥去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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