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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投资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忘和影响深远的事件,年初投资热潮来势颇猛，一季度43%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了1993年的水平，直逼1958年大跃进时50%左右的增长速度，部分行业投资持续发热，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在去年投资增长80%到1倍的基础上,今年1-4月，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比又增长35%-93%。
为防止投资“大起”可能导致经济的“大落”，政府宏观调控重拳出击，直接干预
银行和企业，严查“铁本”，严把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各项组合调控措施才得以迅速落实，投资过热、盲目扩张才得到了有效控制,经济过热的势头才得以扼制。
在投资潮起潮落之时，社会各界对投资调控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投资膨胀的机制和能量也没有从根本上尘埃落定，一旦放松控制力度，投资和信贷都存在反弹的可能性。但分析产生2004年投资潮起潮落的成因、机制、结构，投资舞台演义的各种活生生的案例，给各类投资主体提供可资借鉴的素材，是本刊从各种视角盘点2004年的动因，也是本刊试图对投资领域各种重大事件进行全景式解读的尝试。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上某一行业的供给发生短缺时，价格上升,利润增加，投资会向这一行业流动，消除这一行业的短缺现象；而当某一行业投资流入过多时，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利润减少，甚至亏损，投资就从这一行业流出，缩小这一行业的生产规模，使其供求平衡。因此，各行业价格、供求数量、成本、利润等信号调节着投资者投资什么项目，投资多少，怎样投资，从而有效和按比例地配置资源。
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还不够成熟,距离市场迅速且有效调节还比较远，尤其是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政府对投资不作任何调控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分类调控,行政调控要着重非市场化主体的行为，市场调控要着重市场主体的行为,尤其是政府对微观主体的投资信息难以充分把握,不确定性很强,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投资主体经济行为的积极作用不可高估,政策居高临下、一抓就灵是不可能的。其二,和其他政府行为一样,宏观经济政策本身是有缺陷、有时滞的,因此,即使不得已要实施行政调控手段,也要充分估计其缺陷,并考虑到时滞因素,做到该慎行时就慎行,该果断时就果断。目前许多学者主张尽快让行政手段淡出，让市场手段来调节投资。但在倡导市场手段、淡化行政手段时，一定要考虑到市场的完善程度，要在既定的体制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调控手段，包括要采取的行政措施。
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虽然投资率较高，但投资效率却很低，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从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指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5年以后中国ICOR持续上升，最近几年达到5倍以上(即增加5元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而发达国家仅需1～2元)。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产出用于投资，才能维系较高的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解决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痼症，还是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投资资金的有效利用,关键还是要将经济增长的引擎由投入量的扩大改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出路仍在于通过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资金配置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优胜劣汰机制来提高投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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