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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礼伟
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为某种恰当的比例关系。无疑，“你＋1，我-1”这样的零和结果不是和谐，“你0，我1”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和谐，而“你0.5，我0.5”看上去是和谐，但在复杂的现实中比较难遇到，因为每一方的禀赋、贡献难以绝对对等。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几何、雕塑、宇宙天体中都有和谐的范例，而它们都可以通过具
体的数字比例来体现，这个数字比例就是0.618：1或1：1.618，也叫黄金分割率。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一位政治家阿尔基塔把毕达哥拉斯的这一思想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认为政治家只要掌握了恰当的数字比例关系，就能控制社会冲突，为社会带来公平、契约和信任。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对黄金分割不能机械地理解，2：3，3：4，5：8，乃至2：5，4：7等等，都是可以的，只要针对现实情况它是恰当的比例就行。
现代政治学在解释何为“政治”时也有这么一种界定，即政治就是在所有需要维护的各种价值中，寻找自己满意或社会满意的恰当的分配比例。在看到了太多过犹不及的案例之后，人类逐渐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给对方留有余地，对利益作恰当的分配，方能获得更大的一种红利──稳定与和平。
在中国已广为流行的“公共政策”概念，其实质也就是一个因时、因地、因应客观需求而及时调整利益比例关系的公共机制。例如在经济增长与劳工保护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个恰当比例的问题。
对于劳工权益的普遍关注，是人类社会文明化的一个表现。在西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对“血汗产品”表示反感和进行抵制；在中国，劳工的权益状况尽管问题多多，但政府毕竟也明文规定了要进行保护。而保护就涉及到投入，对于具体的企业主或资方来说，保护劳工权益与企业在成本方面的竞争力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矛盾。不过，资方如果对劳动者福利和工作环境不作任何改进，固然能降低成本，但是随着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像ISO9000(质量标准)和ISO14000(绿色标准)一样为进口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广泛接受，那么这样的企业就会面临出口方面的困难。同时，对劳动者福利的漠视、对劳动者人格的不尊重、对劳动者安全与健康事务的不作为，也将导致劳动者的骚动与反抗，使生产过程受到影响。
所以，在西方公民社会作出干预、本土劳工权益意识日益觉醒的形势下，在劳工权益方面加大投入是大势所趋。当然，要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福利完全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做，许多企业将不堪重负而在竞争中失败，最终劳动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维护。所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福利，应当有恰当的投入比例和增长速度。具体到如何对待SA8000，100%地按发达国家的规定来执行不现实，但太低了也不行，打一个2／3或5／8的折扣也许刚刚合适，然后再逐步提升。
这个折扣、比例到底如何来定，其实也有制度化的办法，那就是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依法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或者按新加坡的做法，由劳、资、政府三方合组一个全国工资理事会来进行协商。
对于国家历史上的政治悲剧，也可根据适当的比例关系或均衡原则来处理。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来处理历史问题，无非就是将过去的你1我-1，变成我1你-1，其结果是引发新一轮的零和悲剧。南非1994年国家政权黑白易手之后，曼德拉并没有采用司法审判或者“血债血偿”的方式来对待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时期的所有有罪或有错的人，而是采取折衷办法，任命一位宗教领袖图图主教来领导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真诚反省、经济赔偿的基础上谋求种族和解，加上新宪法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结果既解决了历史问题，也奠定了国家和平前进的基础。
在政治家身上，其实也存在着某种黄金分割现象。优秀的政治家的民意支持率有2／3或3／4其实就可以了，在利益多元化的复杂现实中，优秀的政治家总是要得罪某一些人。连甘地这样超然的民众领袖也要得罪人，最后因主张种族和平而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杀害。假如一个政治家的支持率是100%，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它掩盖了相当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却无法表达和控诉)的事实。
国家政治或公共政策中的黄金分割原则，就是追求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均衡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点，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均衡点，国内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利益均衡点，国际关系博弈中的利益均衡点。像发展速度、供求关系、产业政策、社会福利等等，也都有均衡点。总之万事适度，所谓正义，就是导向社会和谐的恰当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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