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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国有或国有参股企业接连出事：中航油和健力宝；两位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形象，在新闻报道中也成为负面的：陈久霖和张海。陈久霖管理的中航油从事衍生产品交易马失前蹄，蒙受巨额亏损；三水市政府当年以时髦的产权交易方式向张海出售健力宝股权，健力宝元气大伤。这两件事、这两个人物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背后有着某种深层次的关联。
中航油的期权业务和健力宝的股权交易，都是相当复杂的现代金融交易产品，而交易技术越复杂，其间的风险因素就越多，为控制风险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当然也越精致。因此，衍生产品交易或者杠杆收购之类的高端金融产品资本市场交易，对制度和伦理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极端明晰的产权安排和委托—代理关系；严格的信托责任法律体系，它可以使资产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有效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对称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从而取得风险收益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均衡；深厚的企业伦理传统，因为，从业人员的内在约束是至关重要的。
中航油从事期货和期权交易，三水市政府当年以复杂的技术向张海转让健力宝股权，都不具备上述任何一个条件。
以中航油的失足为例，中航油看起来很现代，却无法避免国企的通病：约束激励机制不健全。大型国企到国际期货市场上投机，如果赚了钱，管理层可以分配大笔红利；如果赌输了，却由政府动用公共资金买单。收益与责任的不对称，激励了在境外从事期货交易的企业及其管理层的赌博心态。因而，国有企业在境外从事期货和期权交易，多有失足者。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越完善，越有可能赌输。因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环节较长，业务审批流程较复杂，决策效率比较缓慢。而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瞬息万变，商业机会转瞬即逝，控制过于严格，审批程序过多，企业将无法开展业务。然而，一旦放松控制，又难以防范和控制风险。不管在设计外部监管机制，还是设计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时，其间的火候，都是很难拿捏的。在监管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均不完善的今天，开一个口子就意味着这个口子会被挖得很大，从而很难控制风险。因此，国有企业进入高风险市场的能力天然是有限的。
同样，三水市政府在当年的健力宝产权交易中也天然地处于下风。三水市政府能否像一个自然人那样负责任？能否具备自然人那样的讨价还价能力？地方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但政府能否具有企业家的定价能力，恰当地估算出健力宝企业的贴现值？政府的决策必然是集体决策，而集体的议价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三水市政府这个集体面对张海这样一个自然人，尤其张还是一个所谓的资本高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三水市政府方面必然吃亏。政府部门试图跟一个资本玩家一对一谈判，为国有股权定价，这可能是不合常理的。近些年来的大量资本游戏围绕着国有企业进行，其间的得失恐怕地方政府很清楚。
中航油巨亏事件和健力宝股权交易案证明一个事实，国有企业可能不适合进行高风险交易。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杨清称，国企不应轻易参与期货交易。国资委禁止大型国有企业搞MBO，这些都是正确的。事实上，创新型产业甚至也是不适合国有企业的。
这是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结构及由此形成的治理结构决定的。国有企业可以——当然未必一定需要——从事那些确定性比较高的产业，从事产品已经成熟行业的生产活动，比如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因为私人企业已经证明了，这些产业具有确定的市场前景和较为稳定的回报。
至于那些发现价格、发现市场、创造新交易产品的高风险交易和高风险产业，恐怕还是应当由私人和私人企业来进行。而在国有企业为推进产权改革而进行产权交易过程中，政府要弥补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机构天生的议价能力匮乏症，必须借助公开的程序，比如招标，使收购一方展开竞争，增加自己的筹码。
有趣的是，政府对私人企业从事高风险交易设置了种种障碍，而只向国有企业颁发此类牌照，仿佛这是意外的好处似的。这实在令人不解。(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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