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公平与非公平

　　现在看来，WTO与公平的贸易环境之间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纺织品生产商正动员其国外竞争对手结成国际联盟，以应对磅礴涌来的中国纺织品“洪灾”。在更大范围内，我们正在经受着更大幅度的冲击。

　　入世之前，我们一直把WTO当成贸易自由和公平的象征，而实际上，它仅仅是通过多 边谈判逐步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过程之中，充满了战略和战术上的利益冲突与进退角逐。

　　我们对此的体会却不见得有多么深刻。中国更加在意的似乎仅仅是如何践诺、遵守WTO规则，甚至接受WTO和主要贸易大国对执行情况的监督。

　　而对其他WTO成员的跟踪和监督意识则几乎没有。

　　然而，一直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也在挖空心思钻WTO规则的漏洞。比如，美国2002年对钢材进口实施保障措施(“210条款”)就是一记发人深省的警钟。

　　与此次纺织品纠纷一样，我们措手不及。但这种被动局面短期内却难以得到多少改观。

　　一方面，“非市场经济”的尴尬地位为其他国家对华制定倾销歧视性标准提供了天然借口，而这种认定标准一般通过参照国来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之后12年内，WTO其他成员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

　　而对中国的“特殊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件要比GATT第19条和WTO《保障措施协定》一般保障措施宽松得多(只要被认定“造成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的威胁”即可，而不是“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同样，WTO对“市场扰乱”的界定也不明确，这无疑也增大了对之进行有效防护的难度。

　　该到了对“WTO森林”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了——除了对全新生存环境的适应，我们应该增强的是对WTO武器的利用意识和动作。

　　在应对2002年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遗憾的是，这却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另外，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对中国入世进程进行监督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它们的履诺情况进行跟踪，对其国内法律的修改、有关贸易政策的酝酿、贸易救助措施的调查启动以及重要的国内政治活动等都应该紧密监控。

　　还有就是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操作能力储备。目前，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相关专业服务行业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应对能力都还十分欠缺。

　　举例而言，尽管他国可对中国实施过渡期特殊保障措施，但具体实施也需遵循许多具体的规则(包括对市场扰乱的科学认定、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的公开透明、最终保障措施实施的适度等)，我们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分工合作，确保他国的“制裁”行为中规。(陈之）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