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矿特大事故频发 中国是否无法绕过重型化阶段

　　和讯网-《财经时报》特供

　　本报记者 鲍迪克

　　近期煤矿事故不断，但从刚刚结束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视频调度会议”上，却传出来一组颇为“乐观”的数字。该局局长王显政在会上宣布，在煤炭产量增加2.5亿吨的 情况下，煤矿安全生产今年可实现“四个下降”：事故下降7%；死亡人数减少下降7.4%；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下降22%；百万吨死亡率可降到3人以下，下降20%。

　　看似乐观的宏观数字，却无法掩盖王局长在讲话中未提到的一个惨痛事实：在煤矿总事故量、总死亡人数和特大事故统计数字同步下降的同时，今年前11个月死亡超过50人的煤矿“特别重大事故”发生次数已经与去年持平，达到7起，死亡人数更是增加了126人；而今年所有的工矿特别重大事故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则同比增加了1起和198人。

　　“海因里希法则”和“霍夫曼经验定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海因里希在经过统计研究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海因里希法则”，即1∶29∶300的法则：一件重大灾害的背后有29件轻度灾害，还有300件有惊无险的体验。在中国内地对生产安全事故的瞒报现象已经不是秘密，死亡5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显然是瞒报可能性最小，统计准确率最高的数字(死亡10～49人的“特大事故”的瞒报案例，最近几年则已是屡见不鲜)。这似是说，我国的安全生产现状或许未必有如官方统计数字那般乐观。

　　随着几次灾难的接踵而至，国内学者们对“海因里希法则”的讨论正逐渐升温。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另一个著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霍夫曼经验定理”(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争论也由于“吴厉之争”而愈发的激烈起来。

　　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于2004年第21期的《经济管理文摘》上发表长文，明确指出，应“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他认为：中国已出现片面重型化苗头，即所谓的中国二度重化工业；而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且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不会长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仅仅十几天后，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即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法绕开这个阶段”。

　　“死亡指数”正比GDP增长幅度？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铁民在几个月前所做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中，从安全生产的角度提出了他对目前中国工业化和GDP增长方式的忧虑。在对建国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GDP增长幅度密切相关。

　　刘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死亡人数指数会明显上升，反之，也出现下降趋势。例如在两次经济调整时期，死亡人数指数也开始下降并趋于平稳。这种变化与我国安全生产历史上出现的四次事故高峰(1958年～1960年，1970年～1972年，1976年～1979年和1993年～1996年)和两个最好时期(1964年前后和1997年前后几年)几乎完全同期同步。

　　通过对经济增长率与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之间相关性和线性回归分析，刘甚至得出了一个“死亡弹性系数”：当我国GDP增长率大于5%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死亡人数指数随之增加2.2%，当GDP增长率超过7%，这种同步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刘铁民估计，如2004年的增长指标与2003年相近(9.1)，“工伤事故伤亡人数可能要大幅度增加”。最近一系列重大事故发生，使得刘铁民的预言和那个弹性系数正在残酷地得到应验。

　　从刘铁民的研究结果中，我们能够发现，决定死亡数字的不是GDP的静态总量，而是它的动态增长变化。而更确切地说，应当是由于GDP及其增长方式影响的能耗需求的动态变化而引起的。

　　不要“带血的GDP”

　　在这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视频调度会议”上，王显政局长透露了另一组数字：全国煤炭具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仅12亿吨，而实际产量却高达19.5亿吨，也就是说有7.5亿吨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其中3.5亿吨属于安全状况不达标的，剩下的4亿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超额生产来自于超额需求。王局长就此指出，近期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超能力生产应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在铜川“11.28”矿难发生之后，铜川市矿务局一位副局长就曾声称：采煤量加大也是国家的需要，而所谓的“国家需要”，其实质无疑就是GDP高增长下对能耗需求的高增长。

　　据报道，铜川矿难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当时煤矿领导以“不下井，就下岗”的威胁逼迫矿工继续在已经发生火灾的矿井采矿。能耗的超额需求和严重的社会失业下岗状况，是导致这次“11.28”事故的两个重要的宏观社会背景，

　　而吴敬琏在他的否定“重型化”经济文章中，指出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将导致的最重要两个负面影响，恰好就是能源危机和“不会长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尽管他没有直接把工矿的高死亡率作为佐证自己观点的理由，同时也承认重型经济确实对名义GDP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厉以宁在反击吴敬琏的同时，却也谏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应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

　　事实上，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工矿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不是目前的高GDP时期，而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特别是发展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的甚至比中国目前的现状更为严峻。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逐渐好转，如今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现在每年产商品煤10亿吨左右，每年却仅仅死亡30人左右。被认为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仅仅为中国1/10左右，两国GDP动态增长速度的巨大反差，或许是工矿死亡率巨大反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GDP增长指标上的遥遥领先，显然不能成为我们在安全生产问题上聊以自慰的理由。近年来，“以人为本”和“绿色GDP”开始被引入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因为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专家们为此曾提出把倒算法作为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即按照恢复原有环境的市场成本来估算GDP的环境生态成本。

　　人的生命却是无法恢复和计算其恢复成本的，尽管权威部门已经测算出，中国近年的工矿事故伤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我们名义GDP的2%——2003年，这个数字是2500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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