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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这样回答他的德国朋友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如果你阅读19世纪最后30年日本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品，你仍可感受到那种震荡在整个日本国内的变革空气。而且变革一开始就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这两点核心观念为接下来的一切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
新政府迅速废除了封建政兵制，按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则接受英国人的指导。在经济层面，政府则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来确保现代工业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的统一局面与加速全国市场的形成，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同年，司法部成立，为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几年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道：大学教育应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则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励前往西方留学……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在1870年代，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是文明的象征。
在中国，李鸿章是曾国藩推动的中兴运动的继任者，他期待通过洋务运动来再造古老帝国。而李在日本的对应者则是伊藤博文。对西方入侵者的抵触情绪曾同样支配着日本与中国的年轻一代。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曾试图烧毁东京新建的英国大使馆。但仅在一年后，当他准备前往英国时，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士的刀剑将英国人赶走，必须开始致力于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李鸿章缔造了北洋海军，派遣了留美幼童，推动了西方知识的传播，他所提拔的盛宣怀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但他的改革努力却始终笼罩于权力的阴影之下，这些值得期待的新事物自己本身都没有生命力，必须依靠个人的权力与相互妥协的关系网，它们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
而伊藤博文却成为了1889年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师，这部宪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在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明治维新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年代之一：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国家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895年，它击败了它长期以来的老师——中国，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特例。
评价激烈的明治改革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给所有落后国家提供了鼓舞人心与尴尬并存的案例。传统中的极权因素赋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调动最大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在1889年，试图吸收西方自由人权观念的日本宪法中都依然规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公民权利”。而为了强调国家的统一，它们把神道教奉为国教，天皇被视作太阳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学的学生仍被教导通过献身来“保卫我们的与天地共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人的确在努力消除长期的“排外主义”思潮，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相信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西方的技术被当作工具，而最根本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则并未被传播与接受。种种不够彻底改革的产物，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扮演战争机器的角色埋下了伏笔。
但无论如何，明治维新仍是世界史中转败为赢的经典个案。如果比较起同治中兴开始的中国变革，它更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至少在甲午海战开始时，中国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当然，关于中日改革的差异，人们从来就没能彻底地解释清楚，但历史常常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它的可解释性，而是它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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