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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在上一篇中，我们曾经指出，“革命派”的诸般动作，有许多是做给一个很少露面的观众看的，这就是体育总局。也就是说，双方比试实力的目的，是要体育总局这个权威的一个态度。因此，这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革命者”也显得义无反顾，但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不过资本的闹访到底与农民不同，
前者上访中的一次研讨会据说就耗资百万人民币，这就显示了今日中国资本的实力。
现在，体育总局这个不轻易露面的观众似乎终于有了明确的态度。其实，其态度也不得不明确了。农民常说，季节不等人。一年一季的足球联赛也是如此，总局的态度不明确也得明确。以前，媒体上还到处是阎世铎改任他职的消息，但最近传来的消息却完全相反：阎世铎已被总局确定留下稳定足协工作，也即他已经拿到了总局的“尚方宝剑”。有消息称，阎得以继续掌控足协，主要是因为足协很好地处理了与G7改革的关系，在体育总局上下，均认为以阎世铎为首的足协“办事得力”、“水平不低”；面对种种指责，足协采取了既有原则又较为温和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总局是满意的，因为这基本上贯彻了总局“先调查、不激化、依法行事”的思路。
其实，总局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首先，“足球革命”如果获得成功，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就等于开了一个先例。要知道，体育可不仅仅是足球，归行政部门领导的体育项目，论大项也有几十项。如果足球开了头，就会今天是绿茵场上的革命，明天是游泳池中的革命，后天是篮球架下的革命，就会引发连锁反应。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关部门不能接受的；其次，体育总局完全有能力平息这场革命。如果资本的联盟只是一种横向联合，总局与各地体育管理部门的关系可是纵向隶属关系。这样，总局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形成的联合打压力量就远不是资本联盟所能抗衡的。这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资本的力量有了可观的积累，但面对行政力量时，还往往不堪一击。有人过于强调了阎世铎的权术，仿佛是他个人玩败了商人联盟。其实，这时精明和权术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权力体系，即使精明如徐明者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儿。耗资百万的一个举动，在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连个响儿都没有。
这不禁让人想起原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在他风光的时候，觉得几万元钱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但他不知道，那是体制容忍他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忍他的时候，几十万也是摆不平的。还是河南的史来贺洞若观火，感叹禹作敏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知道他与体制的真正关系。而且，资本闹革命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坛坛罐罐多，因而顾虑也就多。因此，革命大体是穷人的事情。这场革命背后的资本，基本都不是靠足球吃饭的，他们都有另外的生意，徐明就刚刚获得了成品油的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本的革命高调、豪华，但如果革命威胁到这些坛坛罐罐，其打退堂鼓也迅速。这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的。
现在有关体育总局的态度还只是透露了星星点点，如果消息得到最终证实，这是否意味着足球革命的最终结果已经明确？革命派谋划的新的联赛是否已经胎死腹中？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要给出答案还为时过早。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记得上大学时，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启发我们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是在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俄国、中国和东欧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答案当然早就有了，这就是列宁总结的：革命总是从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的。在思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在足球场上爆发的时候，我总是不时想起列宁的这个论断。然后又要去琢磨，难道足球是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是，那足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薄弱环节呢？如果不是，那足球革命的根源又该如何解释？
人们在鼓吹足球革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的足球之所以上不去、联赛之所以搞到这个地步，原因在于足协所代表的行政化的旧体制。抨击中国足球的旧体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解释足球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旧体制的弊端绝非仅仅存在于足球之中，甚至足球可能还不是旧体制弊端最突出的地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人观赏，只为奥运会上夺几块金牌，同时国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旧体制的弊端就一定比足球更不突出？其实，如果就事论事，从旧体制最典型的特征看，足球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说，旧体制的弊端可能倒是最少的。这样说至少有几个理由：第一，市场化的程度最高。从1994年开始搞职业化以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当然，你可以说这种职业化很表面，行政权力对足球的干预过多。但问题是，目前中国又有哪一项体育比赛哪怕在表面上比足球市场化的程度更高？第二，足球几乎是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最透明、舆论监督力度最大的一个领域了。赛场内外，台前幕后，人际纠葛，大事小情，几乎统统被写到各种各样的新旧媒体之上；无论是对球员、对教练，还是对裁判，功过是非，褒贬臧否，几乎没有任何禁忌；就是足球的行政领导，也没有逃避批评与监督的特权。如果说足协算是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那么中国可能没有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可以像足协这样被随便进行批评，在司局级干部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像足协主席(实际上是常务副主席)那样被百无禁忌地批评，甚至挖苦讽刺，最新的字眼是“审判”；第三，中国足球可能是开放性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说国内球员水平不行，洋球员引进了；说国内教练水平不行，很多俱乐部请进了洋教练，而在近几年国家队的教练中，就更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了。
然而，足球又是中国体育中最惨也最黑的一个地方。被注入了大量金钱之后，除了偶尔泛起的几个漂亮泡沫，中国足球连“有所进步”这样的评价也担当不起，反倒是假哨、赌球大行其道。于是，职业化被理解成金钱的游戏，被理解成了“有钱可使鬼推磨”，于是也就有了绿茵场上的今天。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足球体制上的上述亮点、人们激烈抨击的体制弊端，以及越来越黑、越来越惨的走势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新旧两种体制，加上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已经在足球改革中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体制变种，这个变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渡的形态，而是开始定型化下来，它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逻辑，有自我维持的能力。这个变种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两种体制中的弊端统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于是就造就了中国独有的金权足球，顺利的时候，可以获得金权双丰收，而不顺利的时候，就是鸡飞蛋打。这时候，所谓最薄弱的环节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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