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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琨
近日，在教育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参加的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教育部表示，高校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状况要进行适度硬性挂钩，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
这个谈话更清楚地表明了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主管部门不得不下决心来使用行政手段命令学校。这种急迫的心情应该比较容易得到理解。
把“就业率”当作一个硬性指标，显而易见是当前形势下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但如果把它当成中国大学继教学大楼、博士点、论文数量之后又一个比较长期的政策来看待，或许就会有问题。即使在三五年的短期之内，也要正确理解。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教育主管部门用来促进就业的一个手段，而不能当作大学之间竞赛的一个项目，更不能使它演化成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主管的大学之间即将开始的艰难的博弈。
如果像高考上线率成为全中国高级中学的生命线那样，把学生就业率变成关系大学院系存亡的高压线，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联想出很多令人担心的后果。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首先如何从高校提供的就业率数字中去伪存真，更有效率地掌管大学各院系的生杀大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就业率本身认可与统计标准很不容易得到统一。而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平衡利益，充分利用就业率这一工具，既保住院系设置，又能充分获取教育资源，也是一项需要高度技巧的工作。
有人认为，这种以就业率为导向的专业调整十分必要，否则不但浪费教育资源，也给家长和学生带来严重损失，于国于民于教育事业都极为不利。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问题。问题就在于，一旦作为一项硬性政策，执行中出偏差或走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就可能会导致对某一点的格外关注，而忽视其他。因为大学院系存在的理由是复杂的多要素的系统，过于强调一个方面会有负作用。况且，专业建设需要周期，停招相对容易，要恢复可就困难多了。
大学生就业问题在高校扩招以后的几年内正处于日益严峻的态势，教育主管部门在此情形之下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来，以促进解决这个难题。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整个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整个就业问题乃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多年以来未能迎刃而解，造成今日高增长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不足。以上问题均属宏观经济问题，而非学校的院系管理者们力所能及。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只是大学进入高度分工社会后衍生的功能之一，产生知识、造就热爱知识的头脑应该仍然是大学存在的基本命题。
不能以种粮食的方法来种树，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仔细反思，短期政策应用于长期事业中会造成不少危害。比如，过去几年为配合积极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大规模扩招行动，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是不是也有点“过热”呢。发展经济学的鼻祖刘易斯曾提醒说，发展中国家不宜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否则会使劳动力就业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造成就业难题，我们的作为无疑与这一洞见不相符合。另外，大张旗鼓地进行院系合并，强调大学的规模和赶超世界一流的目标，将一些办学有特色的院系和院校关停并转，使得大学间院系规模不断膨胀，教育资源更趋紧张。
在这些现实问题背后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改革开放26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空间。比如：大学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仍较深，并在计划下运行。政府部门依然是教育资源的主要配给力量，通过资源配置这一指挥棒，有形之手仍然对大学的生存空间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建校260周年的庆典上曾说：“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学校的事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
博克还认为，由于避免了有形之手的控制，鼓励竞争成为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而大学在取得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能进行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不同阶层服务。
历史表明，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可以最终提高高等学校的创造力和适应力，这种力量也曾让贫穷的近代中国大学群星灿烂。现在，我们仍然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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