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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12月13日防空警报拉响的前后，南京的天突然阴了。放下所有的工作，笔者担忧是不是所有的南京人，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一个时刻放下所有的工作，因为笔者知道，每年的8月15日，日本广岛市都会停止机关、学校、工厂等一切工作，在钟声和汽笛声中，全城哀悼。
在担忧之外，更想到：有关南京的这一个纪念日，会不会只被当做一座城市的日子，会不会在南京举城悲鸣的时候，其他人用看客心理围观我们？
在北方十年，常常有人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和笔者说话：你们南京人难道天性软弱吗？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民众死于小股日军———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作家金辉在《恸问苍冥———日军侵华备忘录》中说，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这样一个情节：3名鬼子把3000名被俘者关押起来，没有锁门，没有戴镣铐，却无人反抗，除了这个幸存者外，全部被杀。
在这样的批判面前，没有人会止住血压上升，笔者去年曾含愤写下《南京不可辱》一文。今天再次提起这些事情，试图再次告诉“我们”自己：真的有人在把“南京耻辱”单列出来，真的有人面对“12·13”做南京的看客，表现得像一个回避技术高超的绅士———回避“南京耻辱”与“国家耻辱”的关联，回避南京的英勇抵抗……这样的绅士是野蛮的绅士，他们面对南京的悲鸣时，是断不会产生什么共鸣的。
“12·13”，中国岂能只有一座城市悲鸣！中国的国耻日被某座城市扛着的时候，容易因人为因素的作用，只剩下一座城市的空壳坚持到底。城市的人民、城市的肌体……这些城市的主体部分，在面对一个严峻的话题时表现出向心力不足：12月13日，依然有着灯红酒绿，依然有着圣诞“倒计时”，甚至依然有人说，听见警报声了，真吵。所以，“12·13”，中国不能只有一座城市悲鸣的题中之义，当然包括这样的警示：悲鸣的是城市的人，而不是城市的空壳或者名称。
《记忆的证明》，这部电视剧剧组全体人员的来宁，之所以在特殊的日子引出南京高贵的伤感；夏淑琴们领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之所以让南京和整个正义世界动容，莫不是因为我们尤其需要在纪念精神上的合拍，当出现关于纪念“理念”上的分歧时，总有一股神圣的力量让我们羞愧！
有人说，应为国耻日纪念活动立法———这种说法是受到了日本“广岛表现”的触动。纪念，本应是法律之外的自觉，真要到了非法律强迫不可的地步，一座城市的悲鸣也许会更加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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