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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铁丁
对于浙江问责庸官的举措，曹林先生昨日在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治庸：从高薪养廉到勤政促廉》)认为，“治庸”是制度反腐的一条新思路，这表明反腐理性已经从当年的“高薪养廉”成熟和进化到当下的“勤政促廉”。
这种观点似乎有对于当下的机关效能建设估计过高之嫌。分析浙江的改革办法，提高工作效能是其治庸的主要方式。但从根本目标上来看，“庸官”并非与“工作效能低下”等同，也并非通过提高工作效能就能予以根本改变，而是目前一些地方机关工作制度和作风的“庸俗化”所致。如机关的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忙于事务而疏于调研学习，程序繁冗而效率低下，这些都是“庸俗化”制度环境的具体表征。而在浙江治庸办法中，主要是针对“影响工作效能”。也就是说，其治庸的目标是主要针对“影响工作效能”的现象，其根本目的是要规范应有的机关工作运行环境。因此，即使通过“勤政”的方式，可以改变一些窗口单位的效能和服务态度，却仍然改变不了许多非窗口单位忙于表面文章，而忽视机关工作效益本身的建设。一些单位其直接的效能虽然提高了，但也无非是多产生许多劳模而已，对于根本的“治庸”尚没有产生更大的借鉴意义。至于能否由“勤政”而导致“廉政”，这也让笔者不敢乐观，许多贪官看似勤政，其实仍摆脱不了“贪”与“庸”的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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