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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林浩
高薪养廉，公务用车改革，公务员退出补偿机制，这些是近段时间媒体的热门话题。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关于公务员的体制改革屡屡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质疑的背后，折射出公众对改革标准和取向的担忧。
廉洁奉公本应是对每一个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吧，如今似乎不是了，廉洁成了高标准、严要求，公务员要是达到这个高标准，就要给予一定的奖励。于是，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采取了建立廉政公积金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正是高薪养廉。这种改革的隐含逻辑是，廉洁是公务员额外付出的成本，理应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是谓养廉。我们姑且不谈高薪能否养廉，仅这种隐含的逻辑就令人难以接受。高薪对应的应该是公共部门提供的高质量社会管理和服务，而不是对廉洁奉公的补偿。
中国的公车数量可谓世界第一，这么多公车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在公用呢？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说法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数额巨大的公车养护费用实际上成了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一部分，现在要改革，车改补贴自然要按级别来定，级别越高的拿钱最多。这种改革的结果是，模糊了公务人员用车行为的公私界限，配备公车成了按级别享受的待遇，公车改革只是把这种待遇货币化而已。
再说公务员退出补偿机制。公务员现在可是个金饭碗，工作稳定，旱涝保收，好几十个人抢一个位置，能抢到的都不简单。现在要让公务员自愿退出，不采取补偿措施就没人愿意接受。这种补偿，正说明公务员享受着常人不可企及的待遇，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
仔细研读这些改革方案我们可以发现，都是以确保公务员阶层既得利益为出发点，哪怕这些既得利益并不属于合理合法的范畴，也会以改革的形式予以确认。就算这种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但其中隐含的特权思想也无法让社会接受。在财政预算缺乏硬约束的情况下，这些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行政费用不会反弹。
公众质疑的根源在于，在所有方案的制订中，人民这个名义上的权力拥有者和授予者实际上是缺位的，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掌握在各级领导干部及少数专家学者手中，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纳税人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在这种背景下制订出改革方案最终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自然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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