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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某些成本：城镇化必然占用耕地，工业化不可能不造成污染，高速增长必然使能源供应趋于紧张。不过，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代价太大。浙江省统计局最近完成的《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列举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耕地锐减、环境污染等代价。报告指出，浙江的投资代价已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长此
以往，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当然，这样的代价各个地方都在付出。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驱动的，仅靠改变观念，不足以扭转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恐怕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启动市场内在的平衡机制，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企业之所以消耗资源，是为了获得利润。反过来，资源的所有者之所以愿意让别人消耗他所掌握的资源，也是为了获得收益。假如市场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是公平的，资源的拥有者和消耗者之间的谈判能力是平等的，则双方可以确定一个合理的资源交易价格，在这个价格上，资源的收益和代价及企业的收益和代价，可以大体平衡：既不会导致资源浪费，因为企业浪费不起；也不会出现资源短缺，因为价格会鼓励资源的生产。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但通过制度设计，是大体上可以逼近这个理想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就是，资源的拥有者和消耗者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有自由交易、公平讨价的权利。不幸的是，我们的市场环境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以土地为例，在浙江，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的土地平均产值仅为0.42万元／平方米。在有的开发园区，进园区企业每亩产出标准仅定为15万元。为什么企业会如此浪费珍贵的土地资源？原因很简单，企业可以以很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得到土地，它当然不会想办法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难道是农民自己愿意如此娇惯企业吗？当然不是，因为对于自己土地转让价格，农民不拥有平等的谈判权利。绝大部分土地是由政府出面征用，补偿标准——只是补偿标准，而不是完整反映农民对土地之权益的转让价格——则是政府单方面确定的一口价，农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在确定土地补偿标准时，政府出于政绩考虑，一屁股坐到工业化、城镇化一边，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应有的市场交易价格。也就是说，政府没有给予农民就其土地转让价格进行公平谈判的权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损害而投告无门，而廉价获得土地的企业则大量浪费土地资源。
根据这样的逻辑，欲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办法很简单：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给农民公平的谈判地位。政府应当退出绝大多数土地交易，让用地企业直接跟农民谈判，农民愿意开多少价，政府不要去管。如此一来，土地转让价格自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土地的珍贵程度，而那些以浪费土地为代价谋取利润的企业，自然也会被淘汰出局。
至于能源紧缺，还有信贷资源被浪费性使用，可能同样源于定价权归属错位。电力企业和企业不拥有对其产品定价的权利，而是由国家定价，而且，国家都是将价格压低在市场水平之下。因此，谁用电用得越多，谁就越赚钱；只要有本事把钱从国有银行借出来，什么也不干，就已经赚了。投资效率越来越低，乃是意料中的事情。
GDP增长之所以让我们和后人付出高得不可承受的代价，不是因为企业太贪婪，也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珍惜土地、空气、能源、信贷这类资源，而是因为，资源的价格实在太低了。而资源价格太低的根源则在于，政府不恰当地限制了一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使之不能与资源的消耗者进行平等的谈判，无力借助于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我们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成本，其实是从制度的缺口中散漏的。中国能否走上协调发展之路，要看政府是否能够公平地保障每个人在市场中的谈判权利。资源的利用是否有效率，取决于资源所有者的权利是否完整，以及是否有一个健全的司法体系，使人们的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否及时地获得充分的救济。(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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