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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午
尽管近日来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一直称中德关系是心心相印的关系，公开表示欧盟对华军售意义不大；尽管德国中企业跟随他们的总理“推销员”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淘回一大笔商业订单，但严谨的德国人始终没有提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颇让国人尴尬的议题。
如果要区别2004年中国外交和2003年中国外交的不同，“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中国领导人外事交往的一个重要议题，可算作重要的一点。 “市场经济地位”的意义到底有多大？笔者以为，一种是制度意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对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承认，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二是环境意义，“市场经济地位”能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外贸环境，保证中国正常的外贸出口。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意义更大于环境意义。
弄清了这个关键点，才能理解比“市场经济地位”意义更大的是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推进进度。我们不可能完全依照欧盟和美国要求来塑造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诸如服务业的开放、汇率浮动和劳工标准的放开等等，这些已经远远超出倾销和反倾销的基本范畴，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应该遵循“市场配置资源”原则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这些是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应该对外承诺并做到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发展的方向，但种种迹象显示，“市场原则”和“市场制度”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较突出的例子即是中国今年实行的宏观调控，在有效地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同时，被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是行政调控。当然，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宏观调控。
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市场配置资源，让最优的市场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资本，这是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应有的规则，但中国多年来投资项目都要经过国家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才能实行。尽管，2004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向市场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规定少数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行政审批转变为核准制，其他企业投资项目均改为备案制。但在从行政审批向核准制或备案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放权和更多市场机制的创建举步维艰。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三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当时改革的新动力一样，中国现在谋求的“市场经济地位”，亦正在第二轮倒逼国内的改革纵深进程。临近年末，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正在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从9个一举上升到24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边谈判的不断进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冰将不断融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越来越到位。果如此，这才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真正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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