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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66岁的罗兰.贝格先生获得了与施罗德总理的代表团一起来到中国的机会。这是德国第一流企业——巴斯夫、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的领袖才能获得的荣耀。而1967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已经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战略咨询公司之一。
但是在施罗德总理三天的访华行程中，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依然是西门子和空中客车这样的名字。当然，总共不过21亿美元的合同相对于中德两国之间今年670亿美元的贸易额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超级推销员”希拉克总统刚刚离开，他为法国工商界带去的订单与施罗德的成绩大致相当，但是中国和法国之间去年的双边贸易额不过134亿美元而已。让施罗德总理有些无奈的是，国会否决了对中国解除军售的禁令，否则这次收获会更大。“你不能只看签合同的金额，这只是一个开始。”德新社记者安蓝德说。
“我不是政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施罗德总理一直支持取消对中国军售的禁令，而且越来越多的禁令会被取消。”罗兰.贝格先生说。这个成功的咨询顾问说话缜密、空洞，正如全世界的战略咨询顾问们一样。
但是对于刚刚从中国的“鲁尔工业区”——东北返回北京的罗兰.贝格先生来说，此行虽然没有像西门子那样瞩目的收获，潜在收益也是明显的。借助总理访问的机会，他可以有机会见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控制力的政府官员，相比那些像马可.波罗一样只听说中国遍地黄金、香料的欧洲商人来说，罗兰.贝格的意见确实有参考价值。
“德国中小企业将会掀起对中国投资的第三次高潮，他们都希望分享中国的市场，并且成为中国大企业的供应商。”罗兰.贝格说。在这个咨询顾问眼里，把工厂、研发中心乃至整个价值链都设在中国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决策，西门子的手机部门正是这样做的。
“这样的做法将会为中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中国从工业化社会向技术化社会提供帮助”，罗兰.贝格说。然而，与从中国人那里获取订单，并在德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同的是，对外投资对于正在面临失业重压的德国来说，似乎并不完全是好事。但是德国企业已经别无选择，因为德国工人实在是太昂贵，在全世界几乎只有雇用挪威的工人花费会更高一些。2004年10月，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宣布将在未来几年里裁减旗下欧宝汽车的一万多名员工，因为他们沮丧地发现，来自波鸿的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竟然比法国还要高出三分之一。而施罗德政府一反常态地决定不介入此事。
“德国人现在才发现全球化对德国的影响。”罗兰.贝格亚洲区总裁冯凯乐说。他们一度认为目前的状况是统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为了帮助东部兄弟们以及他们过于陈旧的工业体系。虽然在柏林街头抗议施罗德总理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人们打出了镰刀斧头旗，人们还是发现工作机会正在外流，流向遥远的中国。德国《明镜周刊》介绍这个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依然很陌生的国家，所用的标题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诞生”。
当然，中国对于德国工商界来说，大多数时候仍然是好消息。汽车、化学、钢铁、电力、医疗等行业的大企业家，都在欢呼中国的崛起，好胃口的中国救了它们。中小企业也会在这里寻找新的机会。这里面也包括年咨询费用收入达到6亿美元的罗兰.贝格公司。
罗兰.贝格先生发现的商机还包括中国企业向海外市场的进发。而全世界的首选是德国，因为这里有着高素质的人才，开放的经济体系，便利的网络以及面向全欧洲和世界的市场。“法国并不是很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他们奇怪的工会和独特的文化，甚至德国企业也很难适应。”罗兰.贝格说。
可是，中国企业在德国的两次引起关注的举动都并不成功。一次是TCL收购施耐德。这是一个被罗兰.贝格视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品牌。“施耐德大部分时候不使用自己的品牌，80%的产品使用其他品牌在德国的百货商店出售。”冯凯乐说。遗憾的是，性急的TCL拒绝了德国人的意见，现在德国《经济周刊》说这次投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施耐德“将加入破产企业的行列”。另一桩是收购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仙童支线客机制造厂，但是这家中国企业的资金链现在已经断裂，它的名字是德隆。
“重要的是买价值而不是买机会。面对所谓的机会时不能冲动，要冷静分析它的价值。”罗兰.贝格说。他已经决定在重庆和中国的西部其他城市开设自己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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