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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日前，一则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献中，70%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不到15%。
很多人把它与《福布斯》杂志前不久搞的一次大陆慈善排行榜相联系。在这个榜中
，去年上《福布斯》财富榜的100位中国富豪，有
七成都未出现。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单一个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拥有资金280多亿美元。于是他们发问，同样都是有钱人，为什么美国富豪选择用慈善捐赠的方式来回报社会，而中国的富豪们在积累起巨额财富之后，却没有这么做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媒体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比如，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不高，民营企业尚在发育之中，可用于慈善的资金本来就比较少；中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税前减免制度不完善，现行的税收政策并不鼓励企业家捐款，捐献的款项越多，额外支付的税也就越多，从而抑制了富豪的捐献热情；目前的慈善组织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而浓厚的政府色彩，多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压力捐赠”等等。从小的方面来看，有的富豪发家致富本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怕捐献会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更多的则是国人慈善意识淡薄，富人有钱宁愿一掷千金购买名车别墅，也不愿拿出一个子儿去救济那些生活无着落的穷人，等等。
应该说，这些原因分析的都很到位。然而在我看来，有两个根本问题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就是慈善者的权利和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某种意义上，它是制约现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两大症结所在。
先说前者。慈善者的权利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知情权，二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干预权。知情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知道自己所捐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如何分配的；干预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对所捐款项提出具体的使用意见，慈善部门不得违背捐助人的意志。
但是在现实中，慈善者的这两项权利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干预权就不用说了，捐款人连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很少有慈善组织或接受捐赠的单位，向捐款者或社会公布有关情况。
慈善者权利的缺席与慈善组织缺乏透明度息息相关。一个慈善组织是否有公信力，关键看它是否透明。也就是说，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基础建立在“透明的玻璃口袋”上，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慈善事业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目前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上是不对外公开的。财务制度不透明，会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若再加上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前两年引起轰动的胡曼莉事件就是一个警示。今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牡丹江口腔医院院长刘同英，利用手中的职权，以购买医疗设备为名，贪污由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日本委员会的捐款折合人民币104万元。由此来看，最侵犯慈善者权利的，莫过于少数人毫无顾忌地贪污善款了。而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一起，就足以挫伤人们的慈善之心，对慈善事业产生信任危机。
提高公信力是当前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好在一些慈善组织已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北京市慈善协会前不久宣布，明年该协会将以进一步提高公信力为目标，公开承诺随时接受捐赠者审查账目。同时计划在年底，通过媒体将慈善款物的收支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慈善事业要获得发展，一方面，要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一味靠道德说教无济于事，须动用政策和法律调控机制；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捐助都是依靠道德支撑的，不可能通过法律和政策去强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慈善者权利的实现，既是对慈善组织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接受捐赠的弱势群体的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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