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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刘文宁
同样的成果、同样的贡献，仅仅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落得不同的待遇，这样的事放在谁身上都可能想不通。然而，这样的事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此我们说，在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今天，类似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鲁国芳，重庆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一名退休工人，近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格外敏感。本报12月8日一则题为《重庆：工人获奖为何难提退休金》的报道说，她与同一部门的同事在同一岗位完成了同一科研项目，一同获得兵器工业部的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同部门的管理人员因此得到退休费提高5%的奖励，而工人身份的她却与之无缘。两年来，她先后向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申请，向重庆市法制办公室提起复议，直至走上法庭，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她黯然神伤———她的起诉近日被法院驳回。
同样的成果、同样的贡献，仅仅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落得不同的待遇，这样的事放在谁身上都可能想不通。然而，这样的事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此我们说，在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今天，类似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问题出在重庆市政府2000年发布的103号文件，即《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出重大贡献的退休人员提高退休费比例的通知》上。这份旨在鼓励干部和职工岗位成才的文件，“只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高退休费比例的范围作出了规定，而没有具体规定工人提高退休费比例的范围和标准”。就具体奖励范围，文件表述为“高级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类人员”，按有关方面的解释，“不包括工人”，所以，“法院只能判决工人身份的鲁国芳败诉”。
我们宁愿相信，“没有具体规定工人提高退休费比例的范围和标准”，是当时文件制定者的无意疏漏，他们可能确实没有想到普通工人会参与科研项目并取得重大成果，因而在具体的奖励标准上也就没把他们考虑进去。就现状而言，我们也承认，鲁国芳的遭遇是个别的，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其中的孰因孰果———是因为工人得奖者极少，所以文件不考虑他们，还是由于相关政策缺乏对工人从事科研的激励，导致他们受奖的机会极少———谁又能简单地否认后者存在的可能性呢？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田中耕一，是日本京都市岛津制作所的一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这让人们真正见识了在科学研究领域，什么叫做“人人平等”。当我们为诺贝尔奖的光环迟迟不能光顾我们而心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长期以来，一些显性的、隐性的身份差异，给不同的人群以迥然不同的人生定位。工人与干部、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打下难以抹去的身份标记。尽管多年的改革一直在力图填平这样的身份鸿沟，但现实离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差异，是依然存在的。
此外，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观念差异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同是正常的人员流动，对国企的人员调出，叫做“人才流失”，人员调入叫做“人才回流”；而对私企，一般则通称为“跳槽”。对“海归”的“洋博士”与国内培养的“土博士”也是抱以不同眼光，“洋博士”就业被称做“引进人才”，“土博士”就业则只是“找工作”……诸如此类，或多或少地表明，彻底摘除“有色眼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尽管不容易，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做———我们深知，走出身份差异留下的阴影，凭个人实力和业绩赢得尊重与地位，告别以出身论英雄，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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