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松有紧：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下)

　　徐佳宾

　　本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有松有紧，长短兼顾，手段多样

　　此次以重化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的持续程度，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要素市场上价格形成机制的制约。资金使用成本过低，土地使用人为压价，造成本轮经济增长速度超脱经济发 展的持续能力。因而，“管住土地、管紧信贷”，只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短期手段。为实现本轮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运行轨道，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领域，宏观调控必须有松有紧，手段也应该有所不同。

　　——控制重化工增长，加快服务业发展。我国经济正处在人均产值1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处于快速变动期。这既是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阶段，也是处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和服务化目前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服务业同样也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服务产品具有收入需求弹性高，生产供给资源约束小，发展可持续性强的特点。因此，此次有松有紧的宏观调控，既要控制重化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过快增长，又要加快服务产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增长速度。

　　——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限制其行政行为。在此轮经济增长中，民间投资机制基本形成。由于地方政府职能转换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的进程，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事权扩张。地方政府出于增强本地经济实力的目的，往往需要突破本级政府受到的财权限制，热衷于利用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投资主体，会利用地方行政导向扭曲市场导向，降低地方政府从事投资活动的要素成本。地方政府项目也存在着信用风险，地方政府信用也会引发信贷风险。因此，此次有松有紧的宏观调控，既要规范地方政府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又要限制其违背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行为。

　　——强化资本市场融通长期资金的功能，发挥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的作用。在此轮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引发了信贷资金供应过猛。企业资金严重依赖银行放贷，而投资波动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在目前利率水平较低状态下的存款期限结构缩短和贷款期限结构拉长，表明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出现错位，会造成隐性不良贷款的长期风险，银行因而会选择信用级别较高的客户进行长贷。我国金融市场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实体融资需要，在资金预算约束硬化的前提下，使得不同信用级别的企业机会和风险的关联深化。因此，此次宏观调控，既要使资本市场发挥满足企业发展的长期资金需求功能，又要使商业银行发挥满足企业发展的短期资金需求功能，实现企业融资结构的多元化。

　　——既要关注内资的投资趋向，又要关注外资的资金流向。当前跨国公司正在加紧向中国转移加工装配环节，外商投资的迅速扩张放大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外资的大量进入促使我国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强化了以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为主体的经济运行。2004年上半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2422.6亿美元，增长了39.4%，占同期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6.3%；而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1975.8亿美元，增长了45.1%，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81.6%。随着外资与外贸之间的关联日趋紧密，外资与外贸的规模和结构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储备，但由此加大了央行增发基础货币的压力，增大了我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此次宏观调控，既要观察国内经济流程中内资的投资趋向，又要观察国际经济流程中外资的资金流向。

　　——既要消除价格机制形成中的体制障碍，又要缩小价格机制传导中形成的供求缺口。在此轮经济运行中，各个产业的市场程度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价格机制在产业间的传导。作为此轮经济增长中的上游基础产业，煤电油运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最低。因而，基础产业在实行市场决定煤炭和电力价格形成机制时，价格机制无法缓解煤电油运产业的供求矛盾。作为此轮经济增长中的下游产业的加工工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最高，因而，国内市场上的工业消费品明显受到市场需求约束，表现在上游产业的价格上扬对下游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带动作用不强。而重化工业作为中间产业，其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张，既得益于上游产业价格约束乏力，又得益于下游产业数量需求强烈。因此，此次宏观调控既要努力消除价格机制形成中的体制障碍，又要缩小价格机制传导中形成的供求缺口。

　　——既要实现规模控制，又要促进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结构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因而，此次宏观调控不仅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规模控制，而且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结构调整。因而，宏观经济的调控体制，不仅在于建立在总量规模基础上的行政调控，而且需要建立于结构转型基础上的市场调控，从而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行政手段对付行政主导的过热，经济手段调控市场导向的过热。在此次投资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既有行政导向的体制因素，又有市场导向的因素。针对不同的行为主体，就要用不同的调控手段。针对缺乏财务约束的行政主体，经济手段显然不起作用；而针对具有财务约束的经济主体，行政手段显然缺乏弹性。因此，在本次宏观调控初期，相机利用行政手段实现固定资产的总量调控以后，应主要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固定资产的结构调控。中央政府应当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应当是各项政策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中央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目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让财政收支和货币信贷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应更加注重经济手段的应用，通过形成灵活机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收缩中实现投资结构的调整。

　　本次调控成功的关键：调整投资战略方向

　　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应以市场为基础，既要调控生产要素的供给总量，同时也要调控生产要素的供给方向。前者要求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后者要求保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国情来看，经济较快增长速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配置方向。因而，此次有松有紧的宏观经济调控，既要拟制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行业的产能扩张，又要促进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薄弱部门加快发展。

　　为了保持本轮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此次宏观经济调控首先加强经济总量的调控。简单地“管住土地、管紧信贷”，只是政府促使此次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运行轨道的近期调控目标。然而，此次宏观经济调控侧重于规模控制，可能导致经济运行中调控力度下降。生产要素规模的结构收缩偏离了宏观调控的目标，预示着经济运行的调控应着重在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上。因此，为了保持本轮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此次宏观经济调控应重点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管住土地投向、管好信贷流向”，才是政府促使此次经济增长回归正常运行轨道的长远调控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在今后相当程度上还以投资增长为主导，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互动关系，我国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联动增长。经济增长既需要通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需求增长，形成满足现实消费需求的产业能力；又需要通过投资需求形成产业能力，使投资需求增长引导未来消费需求。因而，投资需求增长能否顺利转化消费需求增长，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否则，会出现投资增长过度，要么在国内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要么向国外大量出口过剩生产能力。因此，此次宏观经济调控，不仅在于使投资需求在产能过剩部门和产能薄弱部门之间的增长实现均衡，而且在于使现实主导产业和未来主导产业之间的增长实现升级。

　　我国经济处在人均产值1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动期。在这个经济增长阶段，不仅需要大力提高重化工业化的水平，而且需要提高加工业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在重化工业内部提高加工业的水平，而且要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提高加工业的水平。因此，适度减少对初级重化产业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引导企业转变资金投向，控制银行信贷规模，避免因投资规模增长过快而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失衡。

　　因此，本次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投资方向的战略调整。应鼓励固定资产投资投向高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依托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加快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运输装备、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和新型能源产业发展，拟制钢铁、水泥、铝业等低加工业度扩张，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能带动结构升级的产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消费结构的升级。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站，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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