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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乔/文
12月5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肯定了贯穿2004年的宏观调控。作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一个关键指标，CPI增幅正为越来越多公众关注。
严格地说，CPI(consumerpricein-dex)应算“舶来品”，是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
普遍用来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译为“消费者价格指数”。而3年多前才开始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每月定期发布的CPI，则有个长得多的标准称法：“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这也算是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和指标体系与国际接轨。
不论怎么叫，CPI就是用来衡量居民购买食品(主要是粮食、肉禽、蛋奶)、住房和公用事业(主要是水、电、燃料、公交)等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只不过国情不同，影响CPI变动的主因也不一样。在中国，食品价格在编制CPI时占比25%，而在美国，住房支出占比超过40％。
宏观经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指标并不难理解：CPI增幅上升，表明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在涨，再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相对比，就可以得知居民储蓄是否缩水。比如今年以来，中国的CPI增幅在4％~5％上下，即使按10月29日央行加息后的存款利率折算，居民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仍接近负的3％，储蓄在缩水。
如果对近10年来中国的CPI增幅轨迹有所了解，也许不会太过敏感于钱存在银行竟会缩水。回想1994年~1995年，中国CPI月度增幅高达10％-28％，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最高时竟接近负的18％，真正让公众肉痛般体会到什么叫钱不值钱。
好在从1996年起，CPI增幅回落到10％以下，居民存款的高负利率时期亦随之结束。而从1996年5月1日到2003年11月近8年时间里，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虽持续下降，仍高于同期CPI，引得各方面纷纷献计刺激消费，严防通货紧缩。
正因为CPI与公众利益和经济全局血脉相连，各方面有时对CPI变化的过分紧张，容易表面化地理解甚至误读政府宏观决策。
央行行长周小川9月6日明明说：要看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后再考虑是否加息。但次日不少媒体报道却称：要不要加息，周行长只等CPI是否再高升。至于同样直接影响央行决策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投资和信贷增幅等一系列重要数据，连一些号称专业的财经媒体也少有提及，真不知周小川博士是否有“秀才遇到兵”的郁闷。
这类也许并非恶意的误读，反映出公众对CPI增幅仍是一知半解。专家早就提醒说，分析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仅看CPI变化，还必须具体剖析影响其变化的主因和相关指标。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早就提醒，应看到“CPI的有些问题是内在的”。由于计算消费品或服务的占比是相对固定的，CPI容易高估生活成本。因此他觉得最好同时考虑名义GDP与实际GDP的比率，以及反映生产和批发环节价格的PPI等多种价格指数的变动。
回望1998年、1999年和2002年，CPI增幅均为负数，各界都在为中国经济如何摆脱通货紧缩阴影而努力。2003年初CPI增幅好不容易重回上升通道，但因随之而来的“非典”，直到2003年下半年中国CPI增幅才跃过1％，11月达3％。也正是从那时起，包括樊纲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开始担忧通胀重现、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3%以下的“温和通胀”应算是件好事。只有超过这一限度并飞速上涨才值得担忧。2004年CPI超过3％后，就一直牵动公众、专家和决策者的视线。特别是在调控措施相继出台后，5、6、7、8、9五个月的CPI增幅仍连续超过5％，引得海内外金融人士纷纷预期，央行会在国庆节后立即加息。
但央行最终的加息决定还是大大迟于市场预期。随后公布的10月份数据显示，食品价格增幅已回落至10％，拉动CPI增幅也降至4.3％。这是否表明，10月底的加息，也许主要是决策层加强市场化调控手段的一种姿态。
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2004年度CPI增幅约为4.2％，相对于10年前(1994年)24.1％的CPI增幅，似乎不必太担忧。然而，这样纵向对照分析，在当前只谈CPI增幅就色变的敏感氛围里，会否形成影响公众和决策者的另一种重要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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