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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森
想当初，深圳海燕厂工人为自己的权利上街拦车堵路，其“负面”影响可谓巨大，后来厂方在有关部门的调停下，答应遵守劳动法，带头“闹事”的工人也因为其行为违法受到拘留。这一事件在两个月后又有了进一步的结果，该工厂被劳动保障局处以196万多元的罚款，工厂工人的待遇获得大幅度提高，从480元的底薪(这比深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了一百
多元)提高到630元，加班费也提高了(见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到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它所具有的示范意义，在全国范围内都应该值得重视。
深圳海燕厂工人讨薪、争取劳动权益的最终成功，无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工人上街行动，导致社会其他群体利益受损，一些工人也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该电子厂也一时声名狼籍。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要理性维权，如果人们在事实上通过合法渠道维权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而通过一些过激行为维权，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导致问题向有利于维权者的方向转化，由此形成的维权激励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其他维权无门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成功范例，他们会怎样决定自己的行动？为什么爬塔吊之类的行为经常发生，其实就是这一模式的积极效果的示范效应。
为什么事情非要等到维权者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我们的管理者才开始高度重视呢，才开始重视弱势者的合理合法的诉求呢？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我们单方面要求那些维权者理性，却没给他们铺设由理性可以通达的维权之路，我们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肯定有很多人采取隐忍的态度以和平的方式等待、祈求或者上访，他们的权利在这一艰难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受到损害，这就是机会成本，如果不是为了讨公道，他们也许早已经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创造财富了，所以，新的《工资支付条例》要求支付工人经济补偿金， 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法律法规，而法律的正义要成为装进弱势群体口袋里的正义，还需要执法的到位，需要保证执法职能不被扭曲。公共管理在劳资管理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笔者一直呼吁，在给予资方侵权以严厉的惩罚的同时，还要给予管理者、执法者以责任的约束。在导致深圳海燕厂工人用过激方式维权的所有原因里面，我们应该调查，有没有劳动执法不作为的现象，如果有，相关执法者也理当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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