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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既要在保持物价平稳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作权衡，又要针对那些引致物价上涨的物品和服务，做出取舍。
12月6日，据国家发改委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约为4％，将成为1997年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但自10月份起，消费价格涨幅将逐步回落。引致物价回落的因素有三：一是粮食及副食品价格趋于稳定，二是绝大部分商品供求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三是去年
涨价的滞后影响已基本消失。
但是，“价格运行还存在四大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煤电油运供求紧张、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压力大，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下游产品的成本推升压力加大，粮食价格走向尚需观察，等等。
人们为什么关心物价(含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涨跌？政府为什么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因为相对于居民收入，物价的变化不但将影响居民的购买力进而影响其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价格的相对变化是一个对居民现有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政府要保持物价稳定，除保障居民生活和现有财富的水平不至降低以外，还要促进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物价变化是一个居民财富升值或“缩水”的过程。如果房价上涨过猛，拥有房产者的不动产是升值了，但居民存在银行的储蓄资产“缩水”了；如果过于追求粮价的低廉，城市居民手持货币的购买力是强劲了，但农民生产的粮食贬值了。因此，尽管统计部门以八大类商品构成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反映物价，并强调今年以来的CPI涨幅中粮价上涨贡献度几近90％，但人们的真实感受是，影响自身财富升贬或生活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并非粮价，而是居住价格、服务价格和储蓄资产的价格(利率)。
所以，虽然前三个因素将使CPI在第四季度发生小幅回落，但真正能对居民生活和财富水平产生实质威胁的还将是那四大“不容忽视的问题”，其结果表现为居住价格(如房价、房租以及相关的水、电、煤气和通讯等公用物品的价格)、服务价格(如教育、交通、政府和司法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等)以及利息率的升降。这要求国家不仅要扶持“三农”、增加粮食生产以平抑物价，而且要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与提升国民生活和财富水平之间作出某种程度的协调。
从根本上说，煤电油运供求紧张、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导源于膨胀的基建投资需求，而支持此轮投资膨胀的最主要资源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贷(积极财政在广义上是居民向国家贷款)。这两个资源的定价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去年以来，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大量批租土地，才导致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城市建设热，也正是中央政府保持了较低的利息率，才维持了投资扩张的低成本。现在，政府既然明确要实施稳健财政、减少政府投资，要落实《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严控新增建设用地，那么最后一道“闸门”——信贷的利息率就应该进一步提升，提高资金成本，抑制投资膨胀。
进一步加息？这当然需要政府的慎重决策。在这里，政府既要在保持物价平稳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作出权衡，又要针对那些引致物价上涨的物品和服务，做出取舍：是提高供给能力或是抑制需求？显然，仅仅增产粮食并不能根本消除居民对物价上涨和资产“缩水”的不满，而提高供给能力，如加速建造电厂、铁路、港口、煤炭基地或住宅区，又可能导致新的投资需求膨胀。
没有最优途径，只有次优选择。在一个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粮食消费占比很低的时代，在一个居住价格和公共服务已按需求定价、提供方为少数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在一个低资金成本推升上游资源和能源价格，且迅速传导全社会物价上涨的经济体系里，提高利率是政府要达到稳定物价、维护居民生活和财富水准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成本最低的选择，虽然不是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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