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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预言家们事先预测的那样，熊德明轰轰烈烈的温州讨薪之行，以高开低走、虎头蛇尾而告终。她不仅没有整体解决重庆民工的矽肺病赔偿和欠薪问题，而且还背上了“仅为亲属讨薪”的恶名，甚至还要为“胜得利陶瓷公司”的关门停产、几十名工人生活无着负责。因为公司董事长王景林表示，由于要赔付熊德明代为索赔的那个民工，股东们认为“企业不如干脆关门”。(《现代金报》)
在这场差不多是面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的维权中，当地有关部门和资方手腕的圆熟和老辣，熊德明及农民工的幼稚和拙朴，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对其他民工的合理要求继续拖延的同时，却对背后有媒体支持的熊德明给予“特殊待遇”，颇为爽快地答应解决熊德明的表弟和另外两个矽肺病民工的索赔问题———这是一颗有毒的果子，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非正义的方式给了熊德明以正义！急于求成的熊德明不知就里，接过来就匆匆吞下。结果当然就是她的形象被迅速抹黑了，“胜得利”的一位重庆民工就说：“熊德明说是给我们来维权的，结果只给她的两个亲戚讨钱，反而害得我们失去经济来源，我们的权益她怎么维护？”
熊德明这次讨薪行动的最大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她必须坚持这样一条原则：要通过而且只能通过合法和透明的程序拿到赔偿和欠薪！这一原则决定了她可以代表委托她的民工和有关部门及资方谈判，达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并公之于众，也可以在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更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来获得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等等。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即便民工们不能立刻看到真金白银，也虽败犹荣，并为以后的维权行动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这一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她最不能选择的做法就是“幕后交易、个别解决”。但在对方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高超手法诱导下，熊德明选择的恰恰就是这个“最不能选择的做法”。这样一来，对方不但成功地使熊德明和媒体扑空，而且也成功地使熊德明的形象漫画化，瓦解了熊德明和民工之间的信任。
熊德明温州之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她不仅没有触动潜规则，反而强化了潜规则。
经济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耦合秩序”，交易各方在这种秩序中按照规则博弈，胜负取决于各自的力量、运气和技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熊德明的失败表明，她和她身后的农民工，与资方不仅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而且博弈的经验和技巧也严重不平衡。熊德明的出现是农民工普遍处于弱势的结果，熊德明的离去，也许会让他们更加痛楚地意识到维权没有捷径，一切还要靠自己的成熟和努力———如果他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熊德明的讨薪行动，就还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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