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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党国英专栏
昨天在新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中等收入者主体”，依据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学者主持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在安徽当涂县，农民工群体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3.3%，而他们的年收入在8000元-25000元之间的比例高达61.8%。我相信这项调查是真实的，但是在新闻报道中把它作为全国形势的一个反映，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
当涂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都居安徽省的先进水平。显然，这个县的经济状况不能代表全国的县域经济水平。
有一个规律，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打工者，其收入水平也超过一般的打工者。道理很简单，农民进城打工时，要把打工的收入和自己务农的收入相比较。农村家庭经营的收入是打工者的机会成本；家庭经营收入越高，机会成本也越高。如果打工收入不超过机会成本，农民是不会出去打工的。按这个道理，当涂县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应该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那里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较高。
按我对其他农村地区的调查，打工者的收入不容乐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年收入水平在2500元左右，有的地方年收入水平更低。这些地方的农民在打工时，只要年打工收入水平高于年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再加上农民的交通费用等方面的补偿，打工就会成为一种选择。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一般不高，会远远低于当涂农民工的收入。据我在河北某地的调查，农民工的年收入一般在5000元以下，扣除城市生活的费用和交通费，能邮寄回家的钱是很少的。一般女工能给家里多邮寄一点，男工就很难多寄；年龄大的会多节约一点，年轻的就很难。在河北某地的一个工厂，女工每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一个月下来能挣300元。她们接受这样的工资条件，实在是因为她们在家庭经营中的收入很低，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
同样的新闻报道说，农民走出农村与繁重的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有关。这个说法也不确切。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经营规模之下，农业劳动的体力负担并不重。中国平原地区农民已经能广泛使用机器耕作，也能使用除草剂，体力消耗大大下降了。在西北的许多地方，山地种植也逐渐放弃了，体力劳动消耗也大大降低了。农民走出农村打工，主要原因还是打工的机会成本小，就是说他们是隐蔽的失业者。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民打工者代表的农村阶层，总体上还是一个低收入阶层。一些高收入者是会有的，但他们往往进入了城市就业市场的中端乃至高端部分，这部分的就业量不会很大。大部分农民工还是要进入低端服务业和建筑业领域。我注意到，北京的装修业收入比较高，其打工者主要来自安徽长江沿线的农村地区，此外还有一些浙江人，他们在家乡的收入本来就比较高。北京大部分的餐馆服务业打工者和拾荒者，则主要来自河南等贫困省份。如果打工者的收入能普遍达到年收入8000元至25000元，则意味着中国的劳工成本大大增加了，因为这个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这样，中国的工业品就不会有目前这种竞争力了。所以，新闻报道中的判断是不大符合逻辑的。
未来，在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互动作用下，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会逐渐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农村中的中等收入者将不是打工者家庭，而是兼业者家庭。在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以后，一些家庭有可能耕种20亩左右的土地，同时搞一些养殖业，还有一个或两个劳动力就近打工兼业。这样的家庭的收入可能超过城市低端就业市场的劳动收入。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一般经济规律。我们为这个前景的出现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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