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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孙德宏
关于清欠，关于维权，我们有那么多的“条文规章”，有那么多的“相关部门”，有那么多的“专业人士”，何以总是“问题仍然严重”？又何以使得自知无能为力的“熊德明们”一次一次地“放弃社会正常投诉渠道”？难道这些问题真的只有总理过问才能得到解决吗？
近一周多来，媒体上关于熊德明的新闻又连篇累牍，甚至整版整版地“糊”着。
这位一年多前一直默默无闻了几十岁的农家妇女，在近一年多来，三次成了社会明星：一是去年10月，因为她向总理反映欠薪问题并获得迅速解决而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清欠风暴”；二是出名后有太多的人请她帮讨工钱，而她又无能为力，于是只能于今年3月也进城打工，几个月后，自认“更适合养猪”而回乡；第三次就是这一次，11月29日，她受乡亲重托前往温州，为在那里打工而患上“矽肺”病，生活陷入困境却又始终得不到厂里赔偿的老乡讨说法———这一次熊德明之成为新闻，是因为其声势颇大的“名人民间维权”而客观结果却“甚不理想”……
认真想想，熊德明的三次“出名”之举都颇多无奈，而且后两次不仅无奈，还愈来愈尴尬。
对熊德明而言，进城打工是一种无奈；对大多明知一个农妇恐怕也无能为力而又求其讨薪的民工而言，更多也只是一种内心的侥幸。因此，熊德明之无奈和求助者之侥幸，不仅反映了熊德明的尴尬，更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尴尬———讨薪之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目前劳动关系的不规范，和一些相关部门的失职、甚至渎职所造成的。
这一次，对熊德明来说，情况似乎更为复杂更为艰难。
据《北京青年报》上周六的报道说，先是“碰面”：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区政府的说明，“熊德明表示满意，但她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就剩下的问题尽快作出答复”；接下来是“行动”：“一次解决不可能”，“熊给企业造成压力”；然后是“受挫”：“老板不同意政府意见”，“律师称老板没诚意”；最后是“失踪”：(熊德明)“到记者房间后突然大哭”，“离开宾馆后断绝联系”……
上次的尴尬是讨薪太难，此次的尴尬是维权太难。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为农民工之难。
我们注意到，关于熊德明的这一次，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名人民间维权”的法理问题，这其中涉及她维权的“代理资格”是否“合法”、熊之方式“甚至可能误导一些人放弃社会正常投诉渠道”等问题；二是因为熊不懂法，民工也不懂法，有关部门不会配合等原因，熊此次维权将无功而返———我们以为，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实在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多人有“资格”，那么多人懂法，这问题不也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吗？倘若那些既有资格又懂法的“部门”或人们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一个普通农妇又何苦去做这种非己所长之难事？
我们以为，熊德明的这一次的尴尬，乃至“大哭”，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应该是：我们确该真正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在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关于清欠，关于维权，我们有那么多的“条文规章”，有那么多的“相关部门”，有那么多的“专业人士”，何以总是“问题仍然严重”？又何以使得自知无能为力的“熊德明们”一次一次地“放弃社会正常投诉渠道”？难道这些问题真的只有总理过问才能得到解决吗？
熊德明一年来的无奈、尴尬、“大哭”，都经过了媒体“比较充分的报道”。应该说，我们见过许多名人或“准名人”们的炒作，但就熊德明而言，我们更倾向认为这是一个普通善良农妇的无奈之举。惟其如此，我们才说，对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权益问题，无论如何要引起社会的极其高度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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