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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向来是温州人的拥趸：在中国，最伟大、最令人敬佩的企业家，不可能出在北京，也不可能出在上海，相反，他们在温州已成批成批地出现。尽管他们的财富也许还上不了富豪排行榜，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获得利润的机会，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
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让他们把触角伸向山西。于是，媒体惊呼：温州人又在炒煤
了，并且照例将注意力放在温州人如何大赚其钱上。
(12月6日《北京晨报》)
笔者认为，还是别管他们赚了多少钱吧，重要的是，他们在赚钱的过程中，是否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是否违犯了正当的行为规则。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温州炒煤团在自己挣钱的同时，也对整个经济作出了贡献：在当下，煤炭供应相对短缺，温州大量资金涌入山西，投资于中小煤矿，增加了市场供应，从而有助于压低煤炭价格。
假如温州商人确实是投机者，我们可能每个人就都从他们的投机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当然，部分山西人可能除外。据说，山西省有些部门对温州人在山西煤炭生产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心存恐惧。假如这里出现对温州投资者的歧视，很不幸，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温州人大概没有维护自己的自由投资权的正规渠道。他们将面对两个选择：要么向官员们交纳权力“租金”，要么撤回投资，退出这个市场。如果温州人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他们和山西将两败俱伤。山西方面假如能给温州投资者以较为稳定的预期，则借助于温州人的投资，山西有可能改进煤矿的生产环境，提高煤炭的生产效率。
其实，不光是对山西，从全国范围来看，同样如此。有报道说，政府正在筹划建设13座大型煤炭基地，这些煤炭基地均是煤炭资源条件好、具有发展潜力的矿区。这13个大型煤炭基地所含主要矿区40多个，拥有煤炭探明储量近7000亿吨；现有煤炭生产规模占全国煤炭年产量的50%左右，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将近70%。
那么，建设这些煤炭基地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从哪儿来？未来将有哪些企业在这些煤炭基地从事煤炭生产和加工？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或者最多再加上中外合资企业？具体细节外人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有关部门的惯性推测，民营资本参与的可能是很小的。最近频繁发生的矿难，可能更让有关部门有了看起来更充分的理由。
然而，近两年矿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煤炭短缺导致煤矿普遍超负荷生产。而煤炭之所以出现供应短缺，缘于高耗能的重工业发展过热。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的煤炭短缺又是由于市场反应机制不灵敏所致；而市场机制之所以失灵，则是由于煤炭投资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当然，谁也没本事预测到市场的中长期变动趋势。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煤炭投资的决策机制才应当是分散的，也就是说，让企业家去决定。而温州人正是最出色的企业家群体。
不管是为解决目前的煤炭短缺，还是为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恐怕都需要在煤炭行业中引入温州人这样的投资者。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更重要的是，为这个行业带来企业家精神。某些比较敏感的温州人早在煤炭市场还比较疲软的2000年前后就开始到山西投资，因此，私人企业家在能源行业的判断力是无可怀疑的。由此而言，温州人介入山西的煤炭生产，有助于缓解目前的煤炭短缺，同时也证明了，私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秋风(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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