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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为此，本报特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和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就政府和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怎么看我国政府经济决策方式改革推进方向？
杨凤春：中央之所以要经济控制，是因为地方出现大量不负责任的现象。现在是，一旦地方自主决策过大就会追求短期效益和GDP最大化。中央对经济工作作统一部署，进行行政管制。
何帆：目前我国各经济决策部门各自为战，导致信息和决策互不搭界，影响了效率。因此有个统一的经济决策也是个现实的产物，再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形成一个传统，任何决策都有个传统，这使大家有个预期。
周业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本身可以向社会传递政府的想法；目前政府在制定价格和控制企业行为上还需要放开，企业完全可以自主制定价格和作出投资选择。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的六项任务，在落实时要注意两点：放开市场，和政府注意力转到社会公正。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说，国内经济决策方式应如何改革？
杨凤春：西方也有宏观调控，但范围有限而且更多不是政府权力机构来做，比如是由科研机构、咨询机构来作出预测和提出意见。
何帆：经济决策应该分权，分权有助于决策的信誉度。博弈论中有个定律：所有决策集中在一个单位和个人，会使得各方面因素影响决策过多，造成人们的预期不稳。而美国因为经济决策分工明确，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信誉度就高。不过美国还有一个经济委员会，它不作决策而是提供咨询和沟通各部门的利益。中国缺乏这种部门。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权力的合理边界在哪里？
杨凤春：总的来看，判断一个政府的权力边界有两个标准：一是由选票机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责任问题，这个选票机制广义理解包括选举、听证、质询、民意调查、临时动议等等；第二是法治的界限，现代政治社会中有些基石是不能逾越的，比如私有财产、公民权利等等。政府的权力边界，虽然会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但不能逾越法治界限所确立的普适主义，“某时某地”只能是对具体政策有所限制。
周业安：政府的合理行为是：维护公平，比如养老医疗保险、收入均衡、社会保障等等；总供给培育，包括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提供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卫生设施建设、社区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不是着力于GDP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到目前中国经济现状，这种边界应当怎样定义和理解？
何帆：投资过热为什么不单单用利率？就是因为很多投资是政府行为，所以需要行政干预出面，但我们不能让行政干预制度化。
杨凤春：实际上目前的地方官员是在不太适当的行为逻辑下和指挥棒下(追求GDP增长率)的产物。对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官员还没有很坦然地接受。虽然指挥棒有所变化但其他都是软性指标，只有经济指标是硬性的，而且与经济指标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地方官员们目前最关心的还是招商引资。为什么这么多官员跟着这个指挥棒跑？其实，很多事情官员们也懂，不是知识不够或没有判断力。关键是，目前的干部管理的考核机制和任命机制存在着亚文化，使得官员们不是对公共事业负责，要转换责任对象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何帆：具体来讲，下一步我们应该做的是：一、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目前税收不稳定、不明确；二、在行政体制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权责进一步厘清，目前地方政府分层太多，应减少层次。还有中央各部委的权力配置应按效率原则加以合理分工；三、从外部环境看，利率应市场化，能够让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工具发挥作用。
周业安：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应交人大表决，人大是财政预决算的审批机关。如果不通过上述机制，政府投资失误就得自己来承担。现在人大只是在年初开会进行总预决算。目前政府要收紧口袋，一个可行的切入点是应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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