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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去年10月在家门口向下乡视察的温家宝总理直言讨薪之苦而成为“讨薪名人”的重庆云阳县农妇熊德明，受13名身患矽肺病的乡亲的委托，到浙江温州为他们索取伤残赔偿，日前已取得初步成果。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承认，熊德明的维权举动对政府和企业都“有所促进”。
作为一个普通农妇，熊德明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替他人维权于
她原本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但她尽最大努力，利用自己作为一个“讨薪名人”的名气，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影响，在温州相关企业中掀起了一场“讨赔风暴”。熊德明此行不图名，不图利，完全是一副热心肠和一腔维权意识使然，理当受到肯定和好评，然而，我却陆续听到一些对她的非议和讥诮，感到颇不是滋味。
浙江有个律师称，熊德明个人操作讨薪、讨赔，如果不具备相关资格，同时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要受行政管理的处罚”。狠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无非是说熊德明不是律师，没有律师执业资格，不能把替人维权当生意做，不能抢他们这些正经八百的律师的饭碗，岂有他哉？先不说该律师是否言之有理，单说这些个既有“相关资格”且可以谋取经济利益的律师，平日没见他们为民工维权做过多少好事(有“民工律师”之称的重庆律师周立太是个例外)，一听说有个熊德明去温州替民工讨薪、讨赔，他们就坐卧不安了，就要以“行政处罚”相威胁了。某些“吃法律饭”的律师之虚弱与矫情，由此可见一斑。
熊德明不过是向总理说了句大实话，为何竟能一举成名？在有些惟身份论者眼里，熊德明不是青春靓丽的明星，不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而终究只是一个农妇，在向总理说完实话之后，或者说在由总理批示引发的那场“清欠风暴”告一段落之后，她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她就应该知趣地从大众的视野中安静地走开，该打工打工，该养猪养猪。如果她仍然以“名人”自居，以为能够用“名人”的身份替人办事、维权，那就是“责任心的极度膨胀”，甚至可能导致她心理崩溃。与熊德明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在西安宝马彩票案中不屈不挠坚持维权终获成功的农家娃刘亮，有人不无蔑视地称他为“被大众施了魔法的时代玩偶”，仿佛像熊德明、刘亮这样身份卑微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名人，不配享有名人的荣耀。
其实，狭隘的惟身份论者有所不知，按照学界公认的标准，熊德明、刘亮尽管不是明星大腕，但却是“在特定时间、地点某一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中被证明确有关联”的“有限公众人物”，属于典型的知名人士。他们尽管只是普通公民，但都在紧要关头毫不自卑，在危难时刻绝不自弃，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成熟的公民意识。他们的非凡的品质和素质，一般明星大腕大概也要自叹弗如，狭隘的惟身份论者就更是望尘莫及了。
在对熊德明维权的质疑中，最貌似公允的一种声音是，由于熊德明的特殊身份，使她的温州之行“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行政背景和舆论力量，但其行为从根本上说还是一次法律行动”；她“很有可能利用这一身份，对当地政府部门客观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了法律法规的公正性”。持此论者无疑是强调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但可惜的是，他们却陷入了机械的惟法律论或曰法律万能论的泥潭不能自拔。
熊德明替人维权，虽然背后有舆论的力量，也必然会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但这些都没有违反现有法律；当地政府在熊德明施加的压力之下，出面敦促相关企业解决欠薪和赔偿问题，是履行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没有违反现有法律。相反，如果当地政府无视舆论的压力，或者即便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也依旧对企业侵害劳工权益的行为不闻不问，那才是放弃了依法行政的职责，那才是咄咄怪事！以为依法治国就是所有的纠纷都要由法院裁决，所有的维权都是“法律行动”，以为依法行政就是政府对企业绝对不干预，把所有的监管责任统统推给“法律”，惟法律论者和法律万能论者谬莫大焉！
在当今中国，熊德明式的公民堪称稀有动物。应当澄清对熊德明温州维权的种种误解。熊德明多多益善。
潘多拉，《北京青年报》评论员，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07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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