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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领导人在与经济学家座谈时明确指出，2005年将是改革年。因此，明年在巩固宏观调控的同时，将加大改革力度，除继续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及能源价格改革外，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落实电价、邮政等方面的改革，即“改革”成了2005年中国的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对于“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核心。可以说，中国经
济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通过改革方式来实现的。但是，“改革”并非是个抽象概念，它不仅有改革的方式和程序的不同，也有改革内容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如此广泛、如此深化的今天，明年的改革改什么？改革内容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应该是世人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尽管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国特有的非均衡现象随处可见。如需求波动剧烈、就业形势恶化、收入分配失衡、资本相对过剩等，特别是最近不断发生的群体冲突、矿难事件、政府出台政策时的纷争等现象，并非仅是以往那种政府对市场应该更有作为，或政府对市场作为太多的改革就能解释的。
对于前者，自由的市场存在着种种弊端或市场失灵，如定价的垄断、大量的失业、非对称信息下的信贷配给等。为了矫正这些市场失灵，政府就得在税收、价格管制、资源垄断等方面有所作为。对于后者，则主张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政府对市场的作为越少越好。政府的基本职能只是为市场提供有效的游戏规则、建立市场秩序、保证个人的财富不被掠夺等即可。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效的市场规则为什么不能够建立？为什么政府的一些良好改革最后则得出与初衷不同的结果？为什么越是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却越多……
也就是说，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仅仅是从简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实经济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够了。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仅是“改革”而已，而是要问我们的改革要改什么？目前经济生活碰到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向市场转轨不够、不仅仅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职能定位不够，而是要比这深刻得多、严峻得多。
比如说，目前北京世界遗产的门票该不该大幅涨价的大辩论，并非是门票该不该大幅涨价、涨价合不合理、其成本如何计算、旅游者利益如何受损等问题，而是两大群体利益博弈的问题。一方是失去话语权被迫接受高票价的旅游者，一方是通过政治途径获得北京世界遗产管理权的管理者。在这样的一种博弈格局中，如果不是有更多的媒体与网民参与此事，其博弈结果早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博弈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它公平吗？为什么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遗产会成为管理者谋利之工具？为什么这种不公平的谋利能够以制度的方式固化下来？要把这些问题理清楚就得从该事件的初始权利的界定入手。
还有，一年来宏观调控与加息问题的争论，为什么不同的政府部门总是会发布一些与自己主张相吻合的数据？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到今天，为什么有些部门总是在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而强化部门的权力，以及强调行政手段如何适应中国现实的情况？正是这种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博弈，致使无论经济形势如何严峻，央行就是迟迟无法利用利率这种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在这里，只是界定政府职能是不能平衡好这样的政府机构间的权力博弈的。
再看中国的股市，市场低迷已经三年了。有人说，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也就是说，面对如此低迷与脆弱的股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来推动市场发展与繁荣，但实际上并不能够如愿以偿。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市场有人所指的“利好麻痹症”吗？我想并不是这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既有的制度安排让中国证券市场聚集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可以把证券市场当作他们谋取暴利的道具，也可以在市场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他们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他们就会挟几千万股民为“人质”，夸大市场危机，并联合起来向管理层施加影响，迫使政府出台种种政策来向他们“输血”。试想，这样的市场，中小投资者如何敢进入？最近有问卷调查表明，有近80%的中小投资者正在退出这个市场。如果中小投资者都退出市场，这个市场能够发展吗？而中国股市的改革不从这里入手，要让它走出目前的困境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现象到处都是，在此仅举一反三。但归结到一点，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初始界定权利的不平等，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政治途径把自身利益体现在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则与政策中，把个人或单位利益制度化、合理化。他们在利用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仅掠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制造了社会的不平等，而且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
因此，深化明年中国经济改革，就得从基础性制度上来减少初始界定权利的不平等，就得用新制度安排来阻止既得利益集团把个人利益制度化与合法化。这才是明年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核心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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