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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法治框架下，金融监管才是可能的。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比如，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11月21日闭幕的“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就高调指出，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让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治本之道。
欲行法治———或者官员们更喜欢的“法制”，当然需要法律法规。不幸的是，如果仔细考察目前管制金融活动的种种法律法规，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悲观的想法：依照这样的法
律法规，再加上以行政性处罚为主的监管模式，恐怕不足以形成法治下的金融市场秩序。
比如，翻遍各种金融管理法规以及民事法规，似乎找不到关于民间流行的种种金融形态的法规，最典型的是盛行于民间的“合法”(标会、钱会)。相反，法律所规范的，大都是来源于西方的所谓现代的金融形态。当然，这些金融机构也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批、审核，才能够获准运营。
这些法规当然完全是必要的。由于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商业模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人民、至少是人民之中某些群体的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因此，民商事法律相应地吸纳与此相适应的西方法律规则、学说，是完全恰当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现代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因此，当然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
然而，这些并不是中国现实所存在的金融活动的全部。在这些现代化的金融形态之外，也存在着大量源远流长的本土金融形态。这些金融活动广泛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商业，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活动却几乎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当代中国的金融法规，其实只是调整那些西方化(起码被认为、被希望是西方化)的金融机构的法规；而大量民法规则，也只是调整那些立法者认为比较“现代”的关系和事务。
话说回来，即使没有国家的立法来进行规范，大体上，民间的金融交易活动也可以比较顺畅地进行。既然它们已经具有数百年的历史，自然也就自发地形成了足够完善的交易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详尽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责任。而在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也有比较有效的规则执行体系。
但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上走的是欧陆路线。在古代中国，同时兼任司法官的七品芝麻官需对地方的和平秩序承担全部责任，因而，任何纠纷，即使法无明文规定，也需受理，而他在审理民间金融活动所引起的纠纷时，自然会按照民间自发形成的规则作出裁决，从而以国家权威执行民间规则，对权利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救济。然而，根据当下的法律原则，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既有之国家立法，凡国家法典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争议，法院即可拒绝受理。民间金融活动所引起的纠纷，通常难以得到司法救济，这些活动也就成了一个法外世界。
更有甚者，具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各金融监管部门，基本上信仰法无明文允许即不可为的观念，因而，对于法律未认可的非“现代”的、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形态，再三予以打击、摧毁。其结果则是，民间金融参与者的预期被打乱，机会主义盛行。当事人对于传统规则的信仰之心被摧毁，运行了几百年的金融制度日趋粗鄙化。反过来，这又成了监管部门再度打击的绝好理由。
立法片面追求现代化而故意遗漏民间自发的金融交易制度，司法机构对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不予受理，监管机构对自发的金融活动一味进行打击，所有这些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现代化导向的管制体系，它的背后，则是盛行了百年的“现代化崇拜症”：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而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因而必须予以摧毁。
而且，患有现代化崇拜症的人们还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使整个社会以现代化为标准走向整齐划一。既然现代的金融形态是好的，那么，在这个国家，就只应存在现代金融形态。最近北京发生的一件小事就是一个象征：在作为这个城市国际化、现代化象征的金融街上，有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如今它正在被拆除，原因很简单：既然是金融街，怎么能够有传统的四合院呢？(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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