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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吴敏
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中国，终于颤颤巍巍地甩开了形影相随七年的拐杖———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学界和业界早已争论了很久，但本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最后一锤定音：“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稳健的财政政策将于2005年全新登场。
积极财政政策功成身退，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1998年以来增发的9100亿元人民币长期建设国债，有力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物价相对稳定、就业充分增长，国际收支连续几年“双顺差”、经济持续保持近两位数的发展。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七年，是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黄金七年”。
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名片称为“凯恩斯主义”。根据凯恩斯的主张，经济萧条、通货紧缩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一良方在世界经济史中屡试屡爽，其最著名的广告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西方市场国家的滞胀给“凯恩斯主义”留下了一些遗憾，但这些困境并不能抹去凯恩斯主义的贡献。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为阻止全球经济的衰退，以“人民币不贬值”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但承诺的代价是物价低迷、失业增加、出口受挫、经济增长乏力等，为了使中国经济重新驶上快车道，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且持续了七年之久。
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目前退出，时机较为合适。自今年五月份已来，控制投资规模已是宏观调控众矢之的：物价指标CPI居高不下、企业利润盆满钵满、民间投资急剧膨胀、GDP高速增长。这些都为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不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虽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但是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退出，在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如果其他投资方式如民间投资未能积极跟上，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得拭目以待。
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目前消费需求仍未有效启动。虽然今年10月份，全社会零售总额达到了14%以上的增长，达到近几年来的历史最高点，但是如果剔除物价因素，其增长则只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此外，启动此轮经济增长的汽车和房地产消费需求，由于目前产能过剩或价格偏高，其后续消费能力将极为有限，从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将会有限。
从出口看，虽然中国今年贸易进出口仍然保持顺差走势，逆转了年初的逆差局面，但部分归功于5月份以来的宏观调控。但是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大背景下，明年很有可能保持逆差或微幅顺差，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减弱。
从投资看，虽然目前随着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资金来源已呈多元化发展，如私人资本投资领域的扩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随着WTO进程的长驱直入。但是，在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利用方式以及结构调整等，都将是下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该重新审视的问题；而民间投资由于目前禁区尚多、投资规模偏小，仍不能代替“国家队”的功能；此外，中国股市仍是“蜀中阿斗”，无法承担中国经济增长的“融资重地”之职；银行也由于商业压力和宏观调控，对企业融资的风险控制非常审慎。
因此，对于告别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来说，目前其当务之急是加强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投资多元化；下决心解决目前股权分置格局，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恢复其本质的融资功能；此外，还应尽快拆除民间资金进入壁垒，让其享受和外资、国资一样的“国民待遇”。唯有这样，在失去促进经济近年良性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一魔杖后，中国方能保持高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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