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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首脑刚刚在APEC会议上实现三年多来的首次会晤，日本政界突然又利用对华经济援助(ODA)做文章，要求继续减少乃至最终停止对中国的政府援助；小泉首相在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途中甚至暗示出最终的时间表。中日两国关系在经历长时间的冷冻期开始转暖的敏感时候，日方抛出停止对华经济援助这张“牌”，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日本对中国经援有历史原因，是一个政治与外交上的承诺。这种援助并非是日方单
边的示好，也许把它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政府索赔的一种变相感谢更准确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而当时的日本大平正芳内阁承诺以经济援助形式协助中国经济建设。假如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中国政府的索赔金额将在600亿美元左右。1972年中日签订外交条约时，中国决定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这项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却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默契。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始于1979年。25年来日本政府总共向中国提供了3.3万亿日元(约折合300亿美元)的政府援助，占中国这一期间接受国外援助的约60%。这笔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对此表示过感谢。
ODA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日本也通过这种政府援助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从日本提供经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快速、平稳的发展时期，与之相随的是，日本的诸多产品也成为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市场上的热销产品，如日本的电器、汽车乃至其他日用生活用品等。这是当时其他国家的产品根本不能比拟的。从企业层面来看，由于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多限定于日本企业的对华出口和日本在华投资项目，随着受援项目的展开，客观上救活了日本许多濒临倒闭、破产的工厂和企业，使日本企业得到了巨大经济利益。同样，日本也通过提供日元贷款，使中国顺利实施了许多大型建设项目，而日本企业也从中得到了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大型采购订单。从整个国家的层面看，尽管日本提供的日元贷款有利率较低、还贷期长的优惠，但它最终还是属于商业贷款的范畴，日本银行从中获取的利益自不待言。从前年起，中国进入了向日本还贷的高峰期。当年，日本贷给中国1212亿日元，中国偿还日本962亿日元；2003年，日本对华贷款为967亿日元，中国偿还日本1054亿日元。也就是说从这年起，中国偿还日本的贷款，已远远大于日本贷给中国的数量。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已经进入了收获季节，且这种收获是十分丰厚的。此外，随着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中国偿还日本的贷款也越来越值钱。因此，日本通过这种经济援助实现了两国的“双赢”。
对华经济援助本来就是一桩互惠互利的经济行为，但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这种经济援助却逐渐演变成了日本在对待两国关系上的一张“牌”。日本前任外相川口顺子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经援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政府便开始将政治因素掺杂到经济援助中。1992年日本内阁发表新的“ODA大纲”，制定了四点政治原则，加入了经济援助必须参照被援助国的民主化情况、军备情况等政治化内容。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曾经借口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冻结了对华经济援助；日本政界还要求政府审查日元贷款的去向，并捕风捉影地声称日元贷款成为了中国政府增加军费开支的部分。随着日本政坛的不断右倾化，这种经济援助也就不断成为日本政府要挟中国政府手段的一部分。尤其是2003年中国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后，日本政界更是要求减少乃至最终停止对华经济援助。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以每年20%的幅度减少对华援助，到去年其援助金额已经不到最高年度的一半。与之相反，从90年代末期开始，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日本政府最大的受援国。
此次，由日本高层传递出最终停止对华经济援助的信息，自然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义。近年来，由于日本不断在战争责任问题、包括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等领土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导致两国关系进入长时间的低迷。在APEC会议和中日韩首脑会晤上，中国领导人用十分清晰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对历史、台湾和领土问题上的严重关注，并严正指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改善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现状，责任更多在于日本方面，就连一些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与企业界人士，也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此时提出欲停止“对华经济援助”，无疑可以看成是小泉内阁试图制衡中国的一种政治手段。
对于日本方面发出的信号，中国有关方面已作出了平静的回应。李肇星外长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团结与决心，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何况，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吸引国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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